谈谈民众参与对我国环境保护重要性.doc

最近两年，随着环境问题以灾害的形式逼近大众生活，公众对环保的注意力与日俱增，各种主题的环保活动也不失时机地掀起高潮，不仅有针对中小学生的手拉手共建地球村、清洁地球妈妈等活动，还有针对成人的环境责任区落户，城市环境综合治理达标等政府行为，媒体上“环保”二字已经成了出镜明星，似乎全民环保的时代已经来临。不过，真要问问别人如何参与环保事业，大部分只是认为不乱扔垃圾、打扫自己周围的环境、少用塑料袋、植树造林等等。应该说，这只是很简单的参与方式，光靠老百姓做些具体的小事，只能起到装饰门脸的作用。笔者以为，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一、环境权是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

公民环境权作为一种新的正在发展的环境法理论和法律权利，其产生绝非偶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膨胀，清洁的水、空气、安宁、阳光等环境要素作为稀缺性资源的特性逐渐显露出来，人类的生存利益和生产利益在对环境的需求上构成矛盾。为此，社会就有必要对人类的利益作出制度性安排，赋予主体一定的权利，平衡与制约各微观主体之间因利用稀缺性环境资源而发生的关系。这种权利是一种公用资源的共有支配权，也就是“环境权。”

环境权的研究和提出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密执安大学的萨克斯教授提出“环境公共财产论”、“环境公共委托论”，他认为：空气、水、阳光等人类生活所必须的环境要素，在当时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以致威胁到人类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不应再视为“自由财产”而成为所有权的客体，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对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来说，她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进行占有、支配和损害。为了合理支配和保护这种“共有财产”，共有人委托国家来管理。国家对环境的管理，是受共有人的委托行使管理权的，因而不能滥用委托权。于是，有人便在“公共财产论”和“公共委托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权的观点，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在良好环境下生活的权利，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应该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和保护。

环境权理论为世界所普遍接受，体现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该宣言庄严宣布：“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之后，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再次重申了环境权：“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有些国家的宪法和环境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环境权，并由此规定引申出公民参与环境管理的各种权利。

根据环境权理论及有关国家的环境立法实践，公民在环境法上的权利义务是公民环境权的重要内容，实际上，环境权与其他人权一样，是一个由多项子系统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系统。从理论上讲，环境权主要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参与权至关重要，“人们通过参加决策，制定政策即控制种种活动，自觉和民主地投入致力于

政活动外部，在行政活动的事前和事后发挥作用。但是，环境污染和破坏一旦发生，往往难以消除和恢复，甚至具有不可逆转性；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以后，再进行治理，从经济上来说是最不合算的；环境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可变性很大，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又有一种缓发性和潜在性，再加上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对损害环境的活动造成的长远影响和最终后果，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和认识，但到后果一旦出现，往往为时已晚，而无法救治。基于环境问题的上述特点，仅仅依靠事前的立法和事后的司法监督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因为，有行政活动的可依之法并不等于行政必依其法，有事后纠正行政违法的制度和措施也不等于行政违法行为及其侵害后果在事中不会发生。为此，从解决根源性问题的目标考虑，实现依法行政的最佳状态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过程是依法进行的，而贯穿于行政活动过程的主要是两个主体，即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其中，行政机关自身对于实现依法行政的决定性作用自不待言，行政相对人作为受支配的对象，成为在事中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支重要力量。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提及，美国之所以能持久的保持民主，除了权力制约权力之外，公民权利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则认为民主政治的最核心因素不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而是政党、舆论、社会团体、企业、公民个人等因素对权力的制约，这些因素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社会团体、企业和公民个人。

由于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相当于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理应接受民众的监督，尤其应该强调民众的参与，民众的参与是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支重要力量；民众的参与更是提醒、告诫政府科学、合理、及时地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