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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中国的治国理念与制度选择

政体不是一个打算性的要素

许多人批判中国的体制，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说的体制其实只有一样，就是政治体制，即政体。政体他们归结到哪呢？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多党竞争式选举。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就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式思维方式，我称之为“政体思维”。2023年我编的一本书，《抱负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就讲这个问题。政体思维在西方是有传统的，觉得政体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of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几千年前古希腊人就这么看，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甚至比他们更早的人开头，始终到后来的西塞罗、马基雅维利，这一系列的人都强调政体。西方政治学讨论的大量问题都是和政体相关的问题，比方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能不能实现公正、能不能让人幸福，等等。

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政体打算论”，中国那些动辄讲体制的人实际上就是政体打算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正、腐败、幸福，不一而足。政体好，其他什么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都可以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需转换轨道。

政体思维和政体打算论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比方，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政体的特征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而这种政体是一个好东西。我在《民主四讲》一书中供应的大量证据说明，这种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人的幸福其实都没有什么必定联系。换句话说，政体未必有传奇中那种神乎其神的打算性作用。

常常有人说，假如有了自由竞争选举制度，国家就会变得多好多好。他们只讲这种体制带来比拟好的结果的例子，比方西欧、北美。他们忘了，这些国家也正是当年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今日的富有很可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但是被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忽悠，同样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不胜利的例子也是大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做大数据的、长时段的比拟讨论，得不出任何结论说，政体是打算性的。不管是政治体制对经济进展的影响，还是对社会公正的影响，还是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大量的统计，跨时段、跨国家的讨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相关。所以，政体不是一个打算性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