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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经济(4)

二、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

1.畜牧业

北方地区有着辽阔的草原即天然牧场，历来是畜牧业的主要基地。金元时期，大

批游牧民族拥入中原并成为统治阶级，畜牧业的专业地域扩大，呈现出新形势。

金初沿袭辽代旧制，在水草丰美且无蚊蚋之地设置5群牧所，金世宗时扩展为7

所，所牧牲畜有马、牛、羊、骆驼。马作军用，“牛或以借民耕”。大定二十八年

（1188年）官营牧场拥有马47万匹，牛13万头，羊87万只，骆驼4千峰。1[i]

此后仍有发展。虽无总数传世，但金末仅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就有监马

1[ii]可知其时马匹超过百万是没有疑问的。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

近百万匹，

又将骟过的马分散于中都路、西京路、河北东、西路民间牧养，1[iii]仍属官营牧

马业的一部分。当时在内地也设置了牧场，明昌三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南京路有

牧地63520余顷，陕西路有牧地35680余顷。1[iv]两地合计99200余顷，仅此就

已超过了北宋时官营牧地98900余顷。1[v]陕西地处边防，原本即有牧地，但南

京路地处中原腹地，原为人口密集的农区，此时牧地多出陕西3万余顷，就农业

而言是倒退，就牧业而言则是发展。金世宗时唯有河南、陕西两地“人稀地广，

藁菜满野”，与大面积的牧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也可知，两地的“藁菜满

野”并非全是荒地，只是利用方式、产品结构改变了。

民间畜牧业也有相当规模。如养马业：相州（今河南安阳）“家家有马”。1[vi]海

陵王正隆年间，为南侵攻宋，大括民间马匹：“凡调马五十六万余匹，仍令户自

养饲以俟。”1[vii]民间总数大约也超过百万匹。养牛业：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

年），曾派官到东京、西京、北京、中都、河北等路买牛5万头。1[viii]民间实有

牛数远多于此。金朝末期，蔡州新蔡（今河南新蔡）征收赋税以牛数多少为差，

1[ix]说明牛是主要产业。养羊业：大定年间，诏以羊10万只拨付乌古里石垒部

畜牧，“其滋息以予贫民”。1[x]养猪业史料很少，但从地处东北的会宁府金朝前

期曾每年贡猪2万头来看，1[xi]民间养饲是极为普遍的。

以游牧民族而建国的蒙元，“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餽，惟资羊马”，1[xii]将其擅长

的畜牧业推行大一统的全国，一度将境内都变成牧场：“周迴万里，无非牧地”；

养马业尤为兴盛：“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有之，

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1[xiii]

由于元代畜牧业太广泛太兴盛，以至于没有具体数字传世。可以肯定的是会超越

以往，达到鼎盛期。而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养羊业的重心无疑在北方地区。畜

牧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2.桑蚕棉麻业

发祥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虽仅产麻，“土产无桑蚕”，1[xiv]但那是当地自然

条件造成的，并不影响其建国南下后对桑蚕业的高度重视。在大力发展各地原有

桑蚕业的同时，尤其注意培养督促猛安谋克户从事桑蚕生产。金朝规定：“凡桑

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

除枯补新，使之不缺。”金章宗明昌初，针时猛安谋克户再次下令：“如有不栽及

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1[xv]照此，金朝的桑树种植面积，

大约占垦田数的十分之一二。

金代桑蚕业以河南、河北、山东最为发达。金朝末年，宋军北上，从洛阳向钧州、

许州、蔡州、息州（今河南洛阳、禹州、许昌、汝南、息县）行军途中，因粮饷

不继，有两天全靠采食桑叶活命。1[xvi]足见这一带到处都有桑林。唐州泌阳县

（今河南唐河）金末新种桑树30万株，“县以之致富”，1[xvii]经济效益明显。

又如相州（今河南安阳）也是“桑枣相望。”1[xviii]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郑

州（今河南郑州）发生雹灾，“桑柘皆枯”。1[xix]河北献州（今河北献县）“桑荫

障目”，1[xx]燕京更是“桑、柘、麻……不问可知。”1[xxi]真定府（今河北正定）

有扫帚桑，望都县（今河北望都）有大龙桑、小龙桑，1[xxii]种类丰富，也是桑

蚕业发达的表现。此地还很多人工放养的柞蚕，如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

“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谋克之地，野蚕成茧。”1[xxiii]山东济南府的

济阳（今山东济阳）“有桑蚕之饶”。1[xxiv]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大面积的桑柘

之林令人惊奇：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夏，宋将岳飞率兵1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