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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变化

近几百年，地理的变化大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开发走上了“全域性开

发”的道路，一是地区中有了新的模式出现。

这些正是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是今天“化”的“立脚基石”。

但是在“虚妄史观”和“if”的支配下（如假设李自成能坐稳江山，或不

要早早达到四亿人口，就会如何如何），这些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未曾

发生才好。因而历史也不免遭到扭曲（在这里是指清史而言），或出现某些

“盲点”和“断裂”。

例如，拿明代“地图”与清代相比，无论在疆域（相差数百万平方公里，

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耕地（相差六七亿亩，大约一半左右的农耕面积）、

还是人口上（相差三亿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差距都是巨大而明显的。

这些恐怕都是人们熟知的史实，但它在人文和经济地理方面还有什么意义？又

和以后的历史有着什么关系？对此，我们还有不少应当思考。

一

中国的版图，在秦汉之际已是相当辽阔，特别是内地省份，与今天似也不

惶多让。因此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土地开发也早就弗远无届，走上了一

条迅速开发和“均平发展”的道路。实际的情况却可能不是这样。到明代末年

（从以后的统计数字上看），中国还有一半耕地没有开垦，就是一个重要的史

实。一方面，中国很早就进入人口密集型的精耕农业，另一方面，它的土地开

发，走的却是“成熟”一片（即把它作成精耕农业），再开发一片的道路（这

和人们潜意识中美国式短时间内迅速“撒向全国”是不一样的）。这一个过

程，至少从汉到清，就走了很长时间（由是我们也可把汉代和清代的历史重新

衔接起来）。1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观察近代经济地理的变化。借助于人口分布

图，可以明显看出，明代的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太偏重于东部运河沿线了（即

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基本经济区”）。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三分之

二的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上述省份加上江西、福建），其他省份只占有全国

三分之一的人口。据史书记载，直到明代后期，淮河流域和湖广等地仍属“地

广人稀”、“旷莽之墟”，2更不用说东北和西南地区了。

这一切在清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变。在民国年间新的耕地统计中，绝大多数

都是前代开垦的（民国耕地增加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等地），其中清代占了

将近一半。原属落后地区的湖北、湖南、四川，在清代成为最重要的粮食生产

区和输出地区，同时获得显著发展的还有广东，以及东北和等地。

举例来说，四川在明代的人口比重，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1393年，2.4

％），到清代则发展到全国的十分之一（1851年，10.4％）。东部与西部的比

重，由明代的2∶1，改变为清代的1∶1。中南和西南地区所占比重，也由百

分之十九，上升到三十四。3

这可以被称为国土的“全域性开发”，是清人的最大成就之一。它奠定了

今日中国耕地的基础，相比之下，明代则差得很远（且不谈西部和北部边疆地

区）。

进而言之，没有清人的努力，当十九世纪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中国的西、

北部边疆固然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对比明、清两代的疆域图），二十世纪

的对日抗战，也将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由此可见历史的发生，自有它的，并不凭依人们的喜怒爱憎，它也由此而

取得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二

清代中国的成就又不限于土地的“全域性开发”，也许更重要的，是出现

了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中国早期历史里，粮食是一项最重要的产品。因为没有充分的粮食供

给，中国古代文明就无从建立、发展和繁荣。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各地区粮食

都供给有余，其主要问题是如何寻求和扩大产品的销路。粮食生产的这种情

况，只是到近几百年才发生变化。

到清代，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耕地的全域性开发，人们必须考虑，在耕

地不再增加、投入也几近饱和的情况下，如何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和进一

步发展生产。为此，如何安排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生产，就更为严重和有了新的

含义，它已不再可以任意为之，而成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都在原有的粮食生产之外，发展了新的优势产

品。例如在清代四川，蚕桑的发展，使它成为全国几大产区之一，每岁获利不

下数百万金；棉花棉布，在与湖北输入品竞争的同时，可以销往云南、贵州，

或千里以外；隆昌、容昌麻布，贩至京师，遍及各省；红花则远销江南，烟草

可销售湖广、河南，它们的收益都远远超过了粮食种植。四川就这样提高了它

的生产阶梯，能够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