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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旧哲学人的本质理论困境的消解及当代价值

摘要：人的存在及本质是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古希腊开始，先哲们就对人的本质展开了形而上学的追问。到了近代，人的本质、人的生存以及人的发展仍是哲学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对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科学界定，以唯物主义阐释终结了以往旧哲学对人的本质问题的争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价值旨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了生动彰显，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面精神旗帜，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也将继续引领人民事业不断前进。

关键词：人的本质社会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人的发展

对人的本质的思考与追问是贯穿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线索，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规定了不同时期哲学形态的根本性质，而不同时期哲学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将人从历史客体推向历史主体，再由抽象主体具体为现实主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对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论述是其思考人的本质现实性特征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以此为基点总结批判了以往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从根本上告别了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性和抽象性，实现了人的本质的新唯物主义变革。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我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秉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一、人的本质问题的提出及理论困境

西方哲学家对人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Socrates）将“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反思的重要认识领域，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的激烈争论。由于思维发展水平的局限，先哲们对人的来源问题始终未能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中世纪神学的统治和解释一度成为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面旗帜。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再次将人的问题推上了哲学的历史舞台，但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他们对人的存在及本质的解读不免带有浓厚的机械论色彩。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进一步发扬了人的理性主义，但是经验论和唯理论关于感觉和理性的争论不仅未能摆脱对人的本质理解的形而上学性，而且使人的理性根基也发生了动摇。

近代哲学家为了重建哲学的理性根基，再次将人作为确证世界的历史主体，康德对“人为自然立法”命题的提出及其阐释，既回应了启蒙运动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倡导，又调和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争论。人就是现象界的上帝，是万物的赋予者和创造者，但是人在自然领域是必然的自在存在，要遵循自然的必然性法则，既然如此，那么人的自由何在？人的理性越发展，人越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这与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相违背。因此，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Kant）另辟蹊径，转向了人的道德实践领域，康德认为在道德领域人能够依靠理性意志颁布的法则去行善，从而实现道德行善的自由，成为自由的存在，而上帝则是指导人道德实践的公设。康德将人的道德实践作为人自由行动的目的，以此来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人都将道德作为自己行动的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就能实现人类的目的王国。康德在道德领域为人的本质找到了通向自由的归属地，指明了人类发展的未来指向。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不回答两者如何统一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人的本质与外界的关系以及认识领域的困惑。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Hegel）试图运用概念的逻辑演绎来解决这一难题，他用精神实体“理念”来解释人与万物存在的原因，将人与自然界看作是这个精神的显现和外化。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是理性的存在，人的理性可以达到对理念的认识，认识得越多，理性包含理念的内容越丰富，最终达到精神的全部显现，“‘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1］。自然界的运动形式也是如此，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在其运动中，在达至“绝对理念”中，能够实现统一与和解。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便是每个人按照理念去行动，理念在伦理国家中得到普遍实现，整个国家便是充满理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每个人都能实现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在自为的存在。

费尔巴哈并不满意思辨哲学的解释，他立足自然主义的立场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费尔巴哈指出，存在才是真正的主体，而思维不过是作为宾词而出现的，“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然的本质”［2］，这就为人的感性存在奠定了自然主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进一步批判了思辨哲学把思维主体的人抽象为精神的虚无性，强调未来哲学要回归人本身。正是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奠定了实证批判的基础，开启了理论的真正革命”［3］。在人的本质的问题上，费尔巴哈将“类意识”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认为人的存在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存在。一方面，人能够继承物种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