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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适用案例研究

一、互联网专条的立法背景与核心内容

（一）互联网专条的立法动因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反不正当竞争法》难以应对网络环境下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增设第十二条（即“互联网专条”），旨在规制利用技术手段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8-2022年涉及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年均增长率达37%，其中流量劫持、数据爬取等新型案件占比超过60%。

（二）互联网专条的核心规范

第十二条明确禁止三类行为：1）未经同意插入链接或强制跳转；2）误导、欺骗、强迫用户关闭或卸载他人产品；3）恶意不兼容或其他妨碍行为。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恶意不兼容”需以排除竞争目的为前提，避免过度干预市场自由。

二、典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分析

（一）流量劫持行为的司法认定

在“腾讯诉搜狗输入法流量劫持案”（2020）中，法院认定搜狗通过输入法候选词推荐功能诱导用户跳转至自有搜索页面，构成“强制跳转”。该案判决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确立“用户自主选择权”为裁判核心标准。数据显示，类似案件赔偿金额通常为侵权获利的1-3倍，本案判赔金额达3000万元。

（二）数据爬取行为的法律边界

“新浪微博诉脉脉数据爬取案”（2016）开创了“三重授权原则”先例。法院认为，即使数据属于用户生成内容，平台经营者仍享有竞争性权益，未经用户授权、平台许可及不违反Robots协议的三重授权，爬取行为即构成不正当竞争。此原则在2021年《数据安全法》实施后得到进一步强化。

三、互联网专条适用的争议焦点

（一）技术中立原则与主观恶意的平衡

在“猎豹浏览器屏蔽优酷广告案”（2018）中，被告以技术中立为由抗辩。法院最终认定，屏蔽广告功能虽属技术手段，但其直接破坏视频网站核心商业模式，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违反商业道德”。此案引发学界对第十二条与一般条款适用关系的讨论（参见王晓晔，《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

（二）消费者利益与经营者利益的权重

“奇虎360诉腾讯垄断案”（2013）虽属反垄断领域，但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提出的“比例原则”对互联网专条适用产生深远影响。2021年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微信小程序案”中明确指出，平台限制第三方服务需证明其措施与维护用户体验的必要性相匹配。

四、互联网专条适用的现实挑战

（一）技术迭代带来的法律滞后性

人工智能算法的隐蔽性使得“暗刷流量”“算法共谋”等新型行为难以被现行法直接规制。2022年北京海淀法院审理的“直播平台虚假人气案”，首次将算法操纵用户流量认定为“虚假宣传”，但法律依据仍依赖第二条原则性条款。

（二）跨境数据竞争的法律冲突

TikTok在美国遭遇的封禁事件反映出国际竞争规则缺失。我国法院在“SheIn诉跨境数据侵权案”（2023）中尝试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但跨境执行仍面临障碍。据商务部统计，2022年我国跨境电商纠纷中涉及数据不正当竞争的占比达21%。

五、完善互联网专条适用的建议

（一）构建类型化裁判规则体系

建议参考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清单+兜底条款”模式，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明确“恶意不兼容”“数据干扰”等概念。2023年最高法发布的第36批指导性案例中，已有4件涉及互联网专条适用标准。

（二）建立多元协同治理机制

推动建立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法院的联合研判机制。深圳前海法院2022年试点的“技术调查官”制度，在涉及API接口封禁等专业案件中显著提升了事实查明效率，值得全国推广。

结语

《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的实施，有效回应了数字经济时代竞争秩序维护的迫切需求。通过典型案例的积累与司法解释的完善，我国正在形成兼顾技术创新与公平竞争的司法保护体系。未来需进一步关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兴领域，推动反不正当竞争规则与数字经济发展同步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