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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法》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摘要：深入发展专业学位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依据：“三级两类”学位体系奠定了专业学位的合法性基础；国家与大学学位形态的平衡调适指明了专业学位的建设路径；授予资格与授予标准的完善拓宽了专业学位的自为空间；导师规范与社会监督的强化促进了专业学位的合作治理。同时，因《学位法》规则密度有限、规则内容抽象，应以此为基础继续完善专业学位法治体系。

关键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学位法》；高质量发展；专业学位

剖析《学位法》法治逻辑与重点调整的深远影响，有益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实践贯彻“依法治教”，加速制度优势向现实治理效能的切实转化。

“三级两类”学位体系奠定专业学位的合法性基础

学位是文凭体系中表明个体受教育程度、学术或专业水平的等级称谓或教育符号。专业学位是重点面向行业产业需要培养实践创新型人才，强调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学位类型。自1991年开始实行专业学位制度以来，在《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等文件推动下，两类学位的关系逐步从“同一层次”上升为“同等重要”，并通过《学位法》实现了立法确认。《学位法》确立“三级二类”的学位体系，是专业学位法治化建设的关键一步，其实质是对专业学位合理性的制度回应。

第一，《学位法》明确两类学位分轨建设。教育必然受社会经济制约并为其发展服务，经济和产业加速升级对人的职业素养、知识能力、专业化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成体系、成规模培养势在必行，《学位法》以更高效力位阶的法律规范形式支持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高质量培养。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强烈的创新需要形成了教育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学位法》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创新发展的关系，从规律应然和政策倡导上升到了法定义务的层面，进一步凸显其将人才资源转化为创新动能的关键作用。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提高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服务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先在前提。《学位法》既对人才培养质量基本原则做出规范，适度介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活动；又继续放开学位管理与授予的权力，支持培养单位因时因势进行自主调整。

第二，省级学位委员会领导凸显专业学位地方性属性。省一级学位委员会取得法律认定，不仅填补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学位授予单位间的行政部门缺位，加强学位工作的衔接协同，而且理顺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省级学位委员会的权力关系，以法定分权模式取代政策授权模式，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专业学位人才是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这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强关联。相较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省级学位委员会能够更具针对性地开展地方学位管理工作，更及时地满足学位授予单位相关诉求；还能够总体调控区域内专业学位授予单位，结合地方产业的优势与特色进行战略布局和重点扶持，加深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地方行业产业的谐振程度，更充分地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与大学学位形态调适指明专业学位的建设路径

学位形态直接影响学位立法的价值取向与规划设计。国家对于教育事业的统一领导权源自宪法，延续自这一权力谱系的《学位法》再申了国家学位形态的基本定位，并将大学学位形态的比较优势作为必要补充。通过两者的平衡调适，专业学位建设能够在国家统一部署的前提下，加速实现高等教育的理性回归。

第一，坚持国家学位形态，锚定专业学位总体发展方向。在国家学位形态下，学位是基于国家公信力的公民学术水平证明，学位建设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维护。虽然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具有同等地位，但专业学位建设存在定位同化、条件弱化、过程异化等问题，仅凭学位授权单位自身难以扭转现状。国家学位形态赋予了各级政府保障学位工作质量的职责，通过层级指导和监督确保专业学位建设改革的落实。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仍处于不均衡、不充分的状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更面临产教“合而不融”的局面，《学位法》第17条规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可以根据“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维护人民群众生活健康的需要”优化学位授权点布局，为专业学位建设的宏观管理提供了制度性依据。

第二，参酌吸收大学学位形态优势，扩大专业学位在地性治理权限。学位授予的本质是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学术与教育评价；学术授予权既源自于国家，又是学位授予机构学术自由权利的扩展和延伸[1]。以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为本质属性的高校必须顺应“国家权力的退位限缩和高校权力的扩容增量”趋势，主动承接政府释出的学位授予权力，充分利用《学位法》拓展的学术自治空间，促进教育逻辑和学术逻辑在学位工作中的深层次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