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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摘要对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倦怠的现状、影响因素进行综述，为缓解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倦怠程度、降低协调员流失率提供参考。关键词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获取组织；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综述

“倦怠”一词由美国精神病学家Freudenberger提出。20O1年，Maslach等2对职业倦怠进行了详细总结，并建立了包括情绪衰竭、人格解体以及个人成就感降低在内的三维度模型。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ICD-11）中将职业倦怠列为职业现象，并将其定为：长期暴露于工作场所压力且未能成功管理所造成的一种综合征[3]。由于我国目前国家政策及法律制度尚待完善、与潜在捐献者家属的互动存在困难以及媒体对器官捐献的曝光度不足和公众认知局限等原因[4-6]，器官捐献协调员在承受高难度工作的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职业倦怠的发生较为普遍，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留职率和器官捐献率[4]。现对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倦怠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并针对如何改善这一现状提出建议，旨在为减轻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职业倦怠程度提供参考。

1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倦怠现状

目前，许多国家都对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倦怠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进行了调查。Gruener对以色列26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协调员职业倦怠水平较低。Kader等8对土耳其122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进行了职业倦怠程度的评估，发现协调员倦怠水平情绪衰竭和人格解体2个子量表得分较低，个人成就子量表得分为中等水平。Mao等4于2017年应用中文版的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通用调查版（MaslachBurnoutInventory-GeneralSurvey，MBI-GS）调查了32个城市320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倦怠情况，发现职业倦怠发生率高达65.02%，且以轻度倦怠为主，以成就感下降为主要表现。同年，我国学者熊天威9在一项对器官捐献协调员心理状况调查研究中指出，许多协调员无法有效调整不良情绪，从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衰竭与人格解体。Bury等[10]采用了波兰语版的奥尔登堡倦怠量表（OldenburgBurnoutInventory，OLBI）从耗竭、脱离2个维度着手，调查了108名器官、组织和细胞捐赠的移植协调员倦怠水平，发现其倦怠已达到平均水平。2020年，Alan等1对参与土耳其移植协调员会议的104名器官移植协调员通过哥本哈根职业倦怠量表（CopenhagenBurnoutInventory，CBI）展开调查，量表得分低于中等水平。Cousino等[12对小儿实体器官移植团队成员进行了倦怠评估，结果为中等程度的倦怠。Jesse等[13-15]在研究中报告了移植护士倦怠水平超过平均水平。另外，有报道显示，美国40.1%的移植外科医生和欧洲国家30.6%的移植外科医生都经历了高度倦怠[16-17]。

现有研究表明，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倦怠水平存在差异，但整体上该群体普遍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职业倦怠问题。器官移植领域中的其他从业人员，如移植护士和外科医生，也面临着相似甚至更为严重的职业倦怠问题。这充分说明了职业倦怠是整个器官移植团队普遍存在的问题，应高度重视器官捐献协调员和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倦怠问题。

2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

职业倦怠在医疗卫生保健人员中普遍存在[1]，对其个人、组织甚至病人都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13.18-19]。器官捐献协调员作为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倦怠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容小。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发生职业倦怠时常会出现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压力不耐受等症状[5.20-23]，从而出现工作效率下降、离职率增高，最终导致器官捐献率下降[4-5，8.21.24]。但有研究表明，许多协调员在职业倦怠出现时只能感到不适而不能识别[20]。因此，掌握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减少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倦怠的发生，对推动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个体特征因素

2.1.1人口统计学特征

在职业倦怠相关研究中，年龄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存在分歧[25]。有研究指出，年龄对职业倦怠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10]，但也有研究发现，年龄较大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经验丰富，更容易满足工作需求并获得充足的社会支持，其出现职业倦怠的风险较小[4]。目前，性别影响在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倦怠相关研究报道中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有研究表明女性协调员职业倦怠高于男性[10]，其原因可能为女性在承受工作压力的同时有着更重的家庭责任。而Mao等4指出，男性器官捐献协调员比女性更容易出现工作倦怠，分析其原因是在社会角色中，男性往往被赋予更大的社会责任及更重的社会负担。在征求家属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