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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和金融资产模式下PPP项目运营期会计核算差异分析

0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作为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思路。经济高速发展和基础设施亟需完善的需求与国家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另外，传统BT（Build-Transfer，建设-移交）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垫资施工、权责不明等问题，导致被禁止。在这些背景下，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迅速掀起一轮热潮。

PPP模式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组建项目公司，将社会资本参与出资、融资、提供商品和服务等项目公司的一系列活动与政府采购联系起来，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社会资本方与政府方形成长期合作契约关系，也有部分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项目融资方式。

PPP模式中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项目的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等大部分工作，获得运营收入和可行性缺口补贴，可行性缺口补贴中一般包含社会资本方的合理利润[1]。使用者付费、政府补贴、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贴是PPP项目的主要3种补贴方式，项目付费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着核算模式的选择。

由于建设期费用资本化，对损益情况影响较小，同时运营期涉及建设成本的结转和分摊、建设期融资还本付息，承接建设期和运营期期末移交，因此研究主要针对运营期的核算差异进行分析。混合模式下需同时采用无形资产模式和金融资产模式核算，需对成本支出进行分拆，不同处理方式下增值税的处理也不同，实务中操作复杂，研究选取单纯收取固定金额的金融资产模式和完全收取不确定金额的无形资产模式为案例进行对比、分析。

1文献综述

PPP项目会计核算问题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两大核心规范展开。早期研究以2008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为基础，该文件首次对BOT项目会计处理做出规范，将项目公司收入确认分为金融资产、无形资产和混合资产3种模式[1]。然而，徐玉德和田琳[2]指出，该准则在金融资产收益率确定、资产拆分等方面存在模糊地带，难以适应我国PPP项目的特点。

随着PPP模式的推广，2014年后相关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马施[3]通过轨道交通案例研究发现，混合模式下成本分拆缺乏明确标准，导致实务操作困难。李育红4进一步指出，政府保底收入的存在使得金融资产模式下的利息收入确认面临挑战。这些研究揭示了早期准则在应对复杂PPP项目时的局限性。

2021年《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的出台标志着PPP会计规范的重要突破。该准则通过“双特征”（资产使用权让渡、补偿权利）和“双控制”（定价权、终正权）原则，为PPP合同会计处理提供了新框架[5]。陈筑波[的实证研究表明，新准则虽然完善了收入确认标准，但在职业判断要求方面仍给实务工作者带来困扰。刘用钰则从政府方会计角度指出，准则对风险分担的会计处理仍需细化。

近期研究开始关注准则实施中的具体问题。赵凤波和杨学平8发现，运营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税会差异导致企业税负波动明显。王嵩9通过税收案例证明，不同核算模式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差异可达40%以上。这些研究为完善PPP会计准则提供了重要参考。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达成共识：①无形资产模式更适用于需求风险较高的项目；②金融资产模式可能带来前期税负压力；③混合模式的分拆标准亟待明确。本文将在这些研究基础上，通过典型案例分析，进一步探讨不同核算模式的经济后果

2相关会计准则解读

2.1《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

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关键词“PPP”，并包含“会计核算”，截至2024年12月底，共筛选出463条结果，通过图1发现，国内关于PPP项目会计处理的研究起步相对滞后。随着2013年PPP模式在我国的推广应用，相关学术研究直至2014年才呈现显著增长态势。现有文献主要基于2008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展开探讨，然而该准则距今已逾6年。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传统的BOT、BT等项目运作方式，现行PPP模式在交易结构和运作机制方面呈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与复杂性特征，这使得既有会计准则框架下的核算方法难以完全适用。因此，亟须构建与PPP模式特点相适应的新型会计核算体系。

图12023—2024年PPP项目会计核算模式研究文献检索结果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回复了企业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问题[1-]。对项目公司收入的取得与确认，准则解释列举了3种情形：收取确定金额或者补偿差价时确认为金融资产。收取不确定金额费用时确认为无形资产。收取的对价部分源自金融资产，部分源自无形资产时确认为混合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