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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法律规制探究

少数未成年人因过早地接触社会和网络，不幸步入了违法犯罪的歧途。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总量呈上升趋势;二是未成年人违法行为有所增加，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063人，同比上升15.5%;三是青少年犯罪类型越发多样化且恶性化，其中性侵案件增多。由此可见，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并非阻止未成年人犯罪的万能之策，因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法律制度改进，成为亟待探讨的议题。

一、我国对青少年违法行为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青少年违法行为的法律保障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系专为未成年人权益保障而制定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通过明确各方责任主体的保护义务，以及设立相应的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使得未成年人在各个生活领域都能得到充分的关怀与保护。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侧重于预防、纠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与违法行为，通过一系列预防措施、教育矫治手段以及法律责任的规定，旨在从源头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相关部门在执行这两部法律时应遵循相应的原则和理念。首先，对未成年人最有利原则。此原则以未成年人权益为核心，将促进、保护和实现未成年人的权益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主张构建科学合理的体制和机制，以确保未成年人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如，在陈某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中，办案检察官认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构建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帝王条款”，也是案件办理中权衡标准和法律解释的重要依据。

其次，恢复性司法理念。该理念强调通过道歉、补偿及社会服务等多种方式，修复受害者受损的生活状态，同时促使罪犯通过积极负责的行为重新获得受害者、家庭成员和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接纳，从而顺利重返社会。

最后，是国家亲权理论。在负有监护责任的家长未能妥善履行其职责时，国家有权介入并行使家长的权利。这样的话，国家得以与父母享有同等的权利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约束，并对少年犯进行必要的保护和后续的矫正。

（二）现有的分级处遇制度

分级处遇，是根据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大小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选择相应的应对措施，其核心在于对不同主体的不同犯罪行为实施层级化处置，重点在于对罪行进行分类。根据实际情况，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分级处理机制。

首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十七条引入了有条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之规定，亦称犯罪补充年龄原则。这一修订也引发了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双重考量。一方面，根据传统的《刑法》理念，犯罪者须承担刑事责任，并以此作为刑罚的基础;另一方面，针对青少年犯罪，需要对其进行适度的调适，以适应当前法律体系的要求。

其次，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有可能被误导。但是，凭借教育矫治手段与社会救助体系的共同作用，少年犯具有较大可能性悔改并重新融入社会，此即其他国家普遍认可的可塑性。因此，有学者提出以教代刑的理念，认为《刑法》对少年犯的处理应侧重其教育性，而非单纯的责难性，建议将其列入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体系，并健全有关专项矫治教育的决议和实施机制。

最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犯罪预防、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设立了相应的规范框架。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三分说，将罪错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三个层级。然而，三分说在划分时未能全面考量行为人年龄、法律效力等要素对其行为的影响，同时忽视了行为人与他人的相互影响。因此，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四分说，主张将青少年犯罪中的过错行为更为细致地分为虞犯行为、违警行为、触刑行为和违法行为四种类型。

二、分级处理制度实施困境之原因分析

（一）专门学校发展面临困难

依据教育部2021年公布的数据，全国共有95所工读学校，319个教学班，学生6012名，配备专任教师2139名。同年，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55379人，受理审查起诉73998人。相比之下，工读学校的规模显然不足以满足需求，且多集中于市区，对于农村或偏远地区儿童而言，几乎成为不可企及的选择。

此外，工读学校的入学流程普遍繁琐，需先由学生所在的学校或地方政府提交申请，再经由区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共青团组织和公安机关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审核核准，并需征得家长的同意。工读学校虽面向社会接收未成年学生，却未能根据其刑事责任能力进行分级管理。另外，不同学生的社会危险性不同，所需矫治措施理应有所区别。但是，工读学校在时间和资源上的限制使得差异化管理与教育难以实现。

（二）司法救济力度不足

相较于域外，我国青少年保护处罚体系具有强烈的行政主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