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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探司法中法理与情理冲突的化解途径

随着社交媒体软件不断更新，各种新闻、时事等均能通过其进行传播、发酵，从而使得公众接受信息的速度不断加快。现在人们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参与司法活动的积极性高，一些案件通过媒体传播后，能迅速引起广泛热议，比如江歌案、张扣扣案等。在这些案件中，情理往往是大众认识和判断案件的主要依据，但案件审判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使得情理与法理之间产生了冲突。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如何解决法理与情理间冲突的议题被提上日程，这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作用。

一、情理与法理概述

（一）情理的含义

情理，是人之常情的道理，是大多数人感情认知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常说的道德伦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它是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自发形成的，不需通过专门公共机关、程序对其进行制定，是传统、风俗、习惯等的统称。

（二）法理的含义

法理，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定，是由专门的公共机关通过专门的程序、方式制定而成，是一种规范的形式，通过成文的方式体现出来。法理通常是人们判断是否合法，是否有效的标准，法理体现了国家意志力，凭借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

（三）法理与情理的关系

法理是一种规范形式，是成文法，它是有形的、自觉产生的，情理是自发形成的，不需要专门的公共机关通过专门的程序对其进行制定。人们自觉遵守情理，是一种内在的强制力，不能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使人们遵守，而法理的实施可以依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情理涉及万事万物，而法理主要涉及的是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关系。情理与法理的评价尺度不同，情理主要涉及是非善恶、是否正义、诚信等方面，而法理主要涉及是否合法、是否有效。法理中的权利与义务是法定的，并以权利为本位，情理是以义务为主体，权利和义务具有应然性。

二、司法实践中存在冲突的原因

（一）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不足

司法裁判文书中，法官主要依据法理作为裁判的评判标准。在法律职业化要求下，司法人员运用技术理性进行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这种技术理性是系统化、逻辑化、规范化的行为方式，必须经过专业性培训，民众无法掌握。法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与社会现实脱节的情形发生。司法人员在全面运用法律的同时，还需要具备情理思维。但是，少数法官可能因为经验不足或者对当地风俗民情不了解，情理上的感受就会大打折扣，说理部分可能仅有寥寥数语，从而使得情理的运用得不到充分体现。另外，在刑事诉讼中情理逐渐退隐，只有在酌情认定情节中还能体现部分情理。而酌定情节缺乏明确适用规则，法官基于规避职业风险，可能会主动或不自觉的重法定情节而轻酌定情节，由此可能导致在裁决时忽视情理要素，作出情理与法理相冲突的裁判文书。

（二）法治思维与情理思维方式不同

社会大众和司法机关对法律知识的熟知及运用程度有着一定区别，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截然不同：一个是遵循法律原则的法治思维，另一个是根植于生活的日常思维，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易引发激烈的讨论和争议。具备法治思维者，通常是受过法律知识系统培训的人，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士。非法律专业人士通常对法律知识了解不深，仅从日常生活或法治宣讲中学到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尚不能完全形成法治思维。

比如张扣扣案，公诉机关认为为母报仇并非张扣扣真实作案动机，其陈述该动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公众的怜悯从而得到减轻处罚的机会，张扣扣母亲的旧案已时隔21年，即使不服，早可寻求其他救济途径。因此，公诉机关认为其真正的作案原因是生活过得极不如意，所以在杀人后才借口是为其母亲报仇。大众和媒体则认为正是因为其母亲被杀害，所以才导致张扣扣杀人，应当考虑其母亲被杀害情形，并据此考虑减轻量刑。另外，少数人在没有深入了解案件的前提下，径行认定当年的判决必然存在不公情形才会导致张扣扣一直不满，才导致此次惨剧发生。

公诉机关必须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出发，追求罪责刑法定原则，而社会公众大多数是从自己的理解出发，甚至结合自身的生活感受、遭遇等对案件进行评判，并以其较为薄弱的法律知识对公诉机关提出各种要求。在未满足其目的时，他们还可能通过网络进行宣泄，这也是导致法理与情理冲突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

（三）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

虽然现在人们法治意识已经逐步增强，但许多传统思想观念仍然使情理与法理产生冲突。例如“无讼”思想，该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代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被卷入诉讼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认为“无讼”才好，家庭纠纷更加体现这一点。很多人认为家庭纠纷即使不能协商解决也不能诉讼，一旦家庭成员有人将纠纷诉讼到法院，另一方知道自己变成被告，矛盾通常会瞬间激化，认为双方再无协商可能性。这种思想导致人们不愿意配合司法机关解决纠纷，法官以案释法会变得更加困难。再如，从辱母案中可以看出，社会大众从传统思想上认为出于孝道，为了保护母亲可以作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