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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罪认定与律师执业风险防范

虚假诉讼罪是指行为人故意编造虚假民事法律关系或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旨在获取有利于己方的判决、裁定或调解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2024年，检察机关深入推进虚假诉讼专项监督，督促依法纠正6608件，起诉虚假诉讼犯罪868人，不仅严重浪费司法资源，更直接侵害当事人权益和社会公益。为强化治理，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虚假诉讼罪”，将故意捏造事实起诉、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或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纳入刑事追责范畴。这一立法转变不仅提升了司法威慑力，更通过刑事制裁明确法律红线，强化了司法权威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基于此，文章结合相关案例，探讨了虚假诉讼罪的司法认定及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风险，旨在重点揭示律师在代理诉讼案件中面临的执业风险正在显著提升并提出防范对策。

一、律师涉嫌虚假讼诉罪的相关案例

2018年12月，安徽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鸽因涉嫌虚假诉讼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年12月25日，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案并作出一审判决：王鸽触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一审判决宣布后，王鸽在上诉期内向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6月3日，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当年12月18日，安徽省司法厅对王鸽作出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决定。

近年来，律师涉虚假诉讼案件呈现跨区域、多形态的趋势。2019年，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虚假诉讼案件引发社会关注。此案中，律师高丙芳因“代理农民工讨薪”活动涉嫌虚假诉讼，与承包商米某、陈某等同案受审。公诉机关指控高丙芳等人通过伪造农民工工资未清偿事实，以农民工名义提起诉讼，致使泰安市粥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被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最终导致多份民事判决出现错误，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该案数次开庭审理，高丙芳始终辩称对案件并不知情，并指认系米某、陈某为逃避责任而陷害自己。最终，岱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虚假诉讼罪判处高丙芳有期徒刑四年，同时处以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并追缴其违法所得一万元。一审宣判后，高丙芳当庭提出上诉。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案例检索，围绕律师涉嫌虚假诉讼罪的司法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旨在揭示律师在代理诉讼案件中面临的执业风险。随着司法机关对虚假诉讼打击力度持续加大，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风险也显著提升。根据检索结果可知，一旦提起诉讼的案件被认定为虚假诉讼，代理律师往往会被视为重点调查对象，其是否涉嫌刑事犯罪需根据具体案情予以认定。本文将着重探究虚假诉讼与律师执业的关联性，并就律师如何有效防范执业风险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

二、虚假诉讼与律师执业两者的联系

（一）律师介入常成虚假诉讼开端

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法律赋予其诉权，即有权提起诉讼以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的行为人往往对诉讼程序不甚了解，同时为了提升诉讼成功的概率，通常情况下并不会自己直接行使诉权，而是选择将诉讼事务委托给专业律师代理，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之后，律师便会开展诉前准备工作，行为人在律师的帮助下提起虚假诉讼。由此可见，虚假诉讼的实施过程往往始于法律专业人士的介入与协助，这意味着虚假诉讼的开端与律师的助力推动脱不开关系。

（二）律师因委托人欺骗助推虚假诉讼

委托关系的建立必须以互信为基础，唯有如此，律师方能充分发挥专业能力，切实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律师享有法定的调查取证权，但纵观司法实践，蓄意提起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往往精心谋划，手段复杂多样且善于编造极具迷惑性的虚假证据，即使在专业人士面前也难以窥见破绽。如此一来，律师很可能在不知情中成为虚假诉讼实施的助推者。

（三）虚假诉讼对律师执业造成影响

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若参与或促使虚假诉讼的发生，其法律责任的认定需依据具体情形进行厘清。其一，若律师对委托人的虚假诉讼行为毫不知情，则不应因此承担法律责任;其二，若律师在明知当事人涉嫌虚假诉讼的情况下仍接受委托并收取费用，其法律责任则存在较大争议。有观点主张，在此种情形下，律师与当事人即成立虚假诉讼罪的共犯。然而，笔者与其他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一样，认为这一论断未免过于简单化。相关人员需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及律师主观、客观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方能得出准确的判断。

三、律师涉虚假诉讼罪构成要件分析

（一）证据审查：是否存在明知与共谋

在判断律师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犯罪时，核心在于审查是否存在明知与共谋。“诉讼代理人与他人共同策划并代理提起虚假诉讼”，这是认定律师构成虚假诉讼罪的必要前提。实务中，“通谋”的典型表现形式包括如下内容：与当事人或其他相关方共同商议、串通编造事实;协助制定虚假诉讼策略;伪造关键证据材料（如借条、银行流水、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