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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思辨与否定证成

随着ChatGPT的广泛应用，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制度设计的议题成为当下热点。笔者认为，首要任务便是明确人工智能在法律框架中的定位。当前，学术界对此议题的讨论大致分为肯定论、中间论及否定论。其中，持肯定论者颇多，且出发点各异;持中间论者则观点集中于有限人格说，该理论实质上暗藏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否定之义;持否定论者虽结论趋同，但仅有权利义务说直指要害，揭示了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缺失之症结。因此，本文将围绕三个维度——对肯定论的批评、对中间论中有限人格说与否定论中自然人说和理性说的辨析，以及对否定论中权利义务说的认可与思考展开对现有理论的思辨，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予以否定证成。鉴于弱人工智能与一般的计算机技术不存在本质区别，而超人工智能的诞生将有可能对现有的制度与社会秩序产生重大影响，故文章仅围绕当前技术发展阶段及制度体系下的强人工智能法律地位问题展开辨析。

一、关于肯定论中相关观点的批评

（一）法律主体范围的确定取决于人类需要

部分学者基于法律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的历史趋势，提出法律主体资格是法律以服务人类生活为目的而创设的概念。他们认为以人工智能不具备权利能力为由否定其主体地位是“因果倒置的认知方式”。该观点仅停留在法律主体内涵扩展的“形式”层面，未能触及其实质核心问题。基于法律属性上的本质差异，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不应被涵盖于法律主体范围。

从奴隶制时期的奴隶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到现代法律制度赋予法人与自然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可见法律主体范围的不断发展的深层动因在于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以及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人类对于法律主体的核心要素——权利能力的理解在不断深化。而在涉及人工智能的法律现象中，设计者和制作者是主体，相关智力成果是客体，人工智能则是承载客体的对象。无论智能化程度如何，人工智能的本质始终是科技应用和算法运算的现代化成果，其可能展现的类人化表象，所反映的依然是人类科技水平与智识能力的不断进步，而并非其法律属性的实质性转变。

（二）关于意志能力及责任能力的观点

有学者通过类比不具备意志能力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需由意思机关作出意思表示的法人，提出法律主体资格应以责任能力和意思能力为要件，而非意志能力，并由此认定人工智能应为法律主体。而针对责任能力问题，部分观点认为，当人工智能自主意识支配的行为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时，应认定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部分观点则认为人工智能欠缺主动犯罪能力，但民事责任不以主观过错为前提，故可赋予其民法主体地位，并配置独立财产。

上述观点过分割裂了意思能力与意志能力，于法律主体而言，两者缺一不可。同时，法律主体还需拥有承担义务与行为后果的责任能力，而人工智能本质上并不具备这类能力。一方面，自然人之间的意志能力虽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在法律概念上仍属于统一的类别，具备辨认、反思与调整行为的意志能力，而不仅是意思能力。而法人依赖于其意思机关，能完成所有意思表示和行为的作出，故其同时拥有意思能力和意志能力。相较之下，人工智能的“判断”与“选择”完全依赖于算法的预设与运行，缺乏自主思维能力，因而不可能真正具备意志能力。

另一方面，责任能力要求主体能理解其行为后果，而人工智能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或民事后果缺乏主观认知。故，其既不具备刑事领域的主观犯意与再犯可能性，也无法通过承担民事责任实现对被侵害权益的保护，其行为后果理应由其背后的开发、使用等主体承担。同时，人工智能的财产耗费与财富创造最终也归于具体的个人所有，故相应财产责任应由个人承担。

（三）人工智能与法人的概念对比

尽管论证思路各有偏重，但肯定论的多数观点都类比法人来主张人工智能的拟制人格说。有学者以ChatGPT为例，认为人工智能在研发者的“训练”与“喂养”下已呈现“近人性”特征。这与法人基于多方参与人的共同作用完成行为异曲同工，他们由此主张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并无法理障碍。然而，这类观点未能充分认识到自然人在法人制度与人工智能领域截然不同的角色定位。法人的权利义务的真正执行者为相关自然人，故自然人在为一定行为负责时会产生评价其行为责任归属于该自然人或其所在法人的现实需要。由此，法学创设了法人概念与制度，赋予法人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人工智能则是人类创造的工具性事物，其行为实际上属于发明者研发成果的外在表现。故，相关自然人理应对该等行为负责，通过制度安排区分行为后果的责任承担者缺乏客观必要。

二、有限人格说、自然人说与理性说

（一）中间论即有限人格说及其辨析

中间论的观点主要聚焦于有限人格说，主张人工智能应被赋予“准人格”，享有部分权利与义务，可以成为特定范围内的权利主体，与其所有者共同承担法律责任。然而，一方面，该观点误判了人工智能所谓“行为”的本质;另一方面，其没有认识到能力或资格是“质”的问题而非“量”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