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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国家丙寅医学社之新医学运动研究

第1章绪论

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1.1.1研究现状

本文以丙寅医学社①之新医学运动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史料的梳

理和医学与国家关系这一新的研究视角的引入，增进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的

理解。

中西医论争延绵近百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大问题，正日渐受到学

界关注。在近代中西医论争中，中西各派都著书立说，来往辩难，阐发医

理，批评医政，且中西医各自内部又是派别分立，造成十分复杂的局面，

使后人颇难看清这场论争的实质。综括几十年来对中西医论争的研究，依

其研究视角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②

(一)民国时期:服务于中西医论争的医学史研究

中国医学本来就有“重史”的传统，传统的医史模式是名医传。③

名医传这种形式，一直流存到20世纪。④名医传时期的医学史撰著多半出

于医家临床证治的需要，并没有真正把医学史放在史学的框架内进行研究

。

史学意义上的中国医学史研究是近代以来在欧洲和日本医学史研究

影响下产生的。⑤民国时期，史学意义上的(而不是作为医疗行为的参考)

“医学史”研究模式正式确立。⑥当时医学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医学

史研究来论证中西医学的优劣。于是，医学史刚卸下为临床证治服务的任

务，又与中西医论争纠缠在一起，挑上了指导中国医学发展的重担。①当

时的中西医学界人士都热心于医学史研究，且都关注中西医论争问题，但

目的迥异。中医学界希望通过对“医学史”的研究来说明中国传统医学是

在前人的不断努力下累积起来的宝贵遗产，以此阐明其存在与继续发展的

历史价值。②西医界关注中西医问题的目的则在于突出西医在中国医学史

上的地位，比如《中国医史》的作者就认为:“中国医学在十七世纪结束

前的长时期中，实际上是处于停滞不前的体止状态，只有在教会医学到来

时，它才复兴起来。”③因此，这一时期的医学史研究大都可以看作是近

代中西医论争的一种言说方式，论者或拥护西医，或拥护中医，立场鲜明

，真正将中西医论争作为独立的学术研究客体的论著并不多见。甚至如编

选傅斯年挑起之“国医”论争资料的文章一一《华北国医论战述纪》虽为

资料的编辑，但作者有于自身立场，在摘选时已有极强烈的主观态度在内

。④正因如此，对今人而言，这些论著与其说是史著，不如视之为史料。

需要以医学史的“史学史”之眼光分析之，倘囿于其观点，不审其言外之

意，袭用其言说，视近代中国医学史为“中医抗争史”或“新医受难史”

，则必然无法窥知历史的真相。

第2章“新医学”的界定及其特征

2.1丙寅医学社对“新医学”的界定

2.1.1医分新旧:“新医学运动”之思想氛围

西医传入中国甚早，1840年前后已有医学传教士在广东等地活动。

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开始在广州、澳门一

带向华人行医。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1876

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

41所。洋务运动前后，中国人自己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进展缓慢。

①此时的清政府在培养西医人才上并不热心，丁匙良曾推荐传教医师德贞

(Dr.Dudgeon)在同文馆教授医学课程，但清政府不准学生去教会医院实习

。“授课只不过成了像文科教育那样的思想交流而已。”②大致而言，甲

午之前中国的西医人数不多，且几乎全为外国教士，其主要目的在于传教

，不便公开与中医为敌，而且中文、中医水平也不足与中医论战，所以社

会上不仅没有形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势力，相反中西医汇通之论风行一时。

③时人也大多认为西医只是在外科、解剖上可供中国医界借鉴而已，绝对

信赖西医的行为并不可取。④甲午之后，维新人士提倡医学革新者颇多，

但多着眼于医学与国民强健之关系，目的在于革新中国医学以使之在促进

群体健康上发挥作用，而非评判中西医学优劣。⑤且戊戌变法时日甚短，

各种维新主张并未能立即付诸实施。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有意把培养西

医人才列为新政的内容之一，但正如当年的在华传教士所感受到的那样:

“传统中医，或被有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学者型的医生，并不把西医在中国

的发展放在心上。西医没有减少中国人长期以来对中医的依赖和信任程度

。传统中医的人数大大超过由西方科学培训出来的医生，有很高的社会地

位和高层政治关系。”①与中医漠视西医的状况相似，洋人医生也因为不

需要与中医争饭吃，而且享有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与中医并没有太大的

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