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国际私法.pptVIP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据此范奂轮与凌菊梅互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又根据继承法规定,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本案原告范焕明、范书昭、凌志清、凌志铭、凌孟治以被继承人无遗嘱又无第一顺序继承人为由提出诉讼,要求以第二顺序继承人的身份继承被继承人范奂轮、凌菊梅的遗产。第30页，共67页，星期日，2025年，2月5日范奂轮无亲生子女,其父母也已先于其死亡,故范奂轮是否存在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关键在于范奂轮、郑秀弘是否存在夫妻关系及范荣富是否与范奂轮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

第31页，共67页，星期日，2025年，2月5日本案被继承人范奂轮于1942年在宁波结婚,后又在港与郑秀弘共同生活。香港中国公证律师林汉武函称范奂轮与郑秀弘“在一九七一年之前按照当时适当的中国传统习俗举行婚礼,包括‘三书六礼’、宴请亲朋、向长辈敬茶等。亲友普遍均承认其夫妻关系。该婚姻应构成“有效之旧式婚姻”的意见。由于香港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有所区别。香港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证明范奂轮与郑秀弘的关系按照香港法律规定属于婚姻性质的关系。并结合范荣富提供的,经庭审质证后被法院确认证明效力的有关证据(详见范荣富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对其婚姻关系予以确认。第32页，共67页，星期日，2025年，2月5日原告范焕明、范书昭、凌志清、凌志铭、凌孟治关于根据香港《修订婚姻制度条例》第9条规定,凡在指定日期(1971年10月7日)前在香港缔结的旧式婚姻,男女双方可随时依照该条例规定的方法向登记官申请婚姻登记。但范奂轮和郑秀弘生前均未在香港补办登记,故范奂轮、郑秀弘是同居关系的意见,由于香港《修订婚姻制度条例》的有关规定系授权性规则而非义务性规则,范奂轮、郑秀弘是否登记不影响其婚姻关系的成立。故原告范焕明、范书昭、凌志清、凌志铭、凌孟治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33页，共67页，星期日，2025年，2月5日范奂轮与郑秀弘1971年前在香港形成旧式婚姻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外,予以保留”。香港基本法又规定“在香港原有法律下有效的文件、证件、契约和权利义务,在不抵触本法前提下继续有效,受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护。”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不在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内,即婚姻法不在香港实施,范奂轮与郑秀弘婚姻关系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禁止一夫多妻的法律规范的管辖,而是适用香港《修订婚姻制度条例》而依法成立。故范奂轮与郑秀弘的婚姻关系的效力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郑秀弘可依法继承范奂轮的遗产。第34页，共67页，星期日，2025年，2月5日范荣富、范荣华、郑美娟作为郑秀弘之子女,因郑秀弘、范奂轮夫妻关系成立而与范奂轮形成继父与继子女的关系。根据法律规定,继父母和受其扶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法律。因此继子女与继父母间相互享有继承权的前提条件,是彼此之间形成实际扶养关系。如果继子女与继父母实际发生扶养教育关系,继子有权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继承其继父母的遗产。本案中范荣富于70年代开始与范奂轮长期共同生活,当时范荣富已经成年并且有独立生活的能力。郑美娟、范荣华未能提供与范奂轮长期共同生活及形成扶养关系的证据,故范荣富、郑美娟、范荣华不存在与继父范奂轮间的实际扶养教育关系,范荣富、郑美娟、范荣华不具有以法定继承人身份继承其继父范奂轮遗产的权利。第35页，共67页，星期日，2025年，2月5日被告范荣富提供的《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证明书》,本院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已予以确认,但该证明书仅证明了留存于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的“申请书”形式上的真实性,该申请书是由申请人自行填写而非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对范奂轮、范荣富父子关系的确认,不能证明范奂轮、范荣富具有范荣富所称的父子关系。故对被告范荣富应作为范奂轮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范奂轮遗产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36页，共67页，星期日，2025年，2月5日凌菊梅生前无子女,其父母已先于其死亡。范奂轮、凌菊梅互不继承,故凌菊梅不存在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告凌志清、凌志铭作为凌菊梅的兄弟姐妹,系凌菊梅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对凌菊梅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凌孟治系凌菊梅的侄子,多年照顾凌菊梅的生活,属于依法可以分得遗产的人。第37页，共67页，星期日，2025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