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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早期青铜冶炼技术“西来说”探微

摘要：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冶炼技术“西来说”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之一。对于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冶炼技术的传播路线，学界主要有“西北说”“北方说”和“南道说”三种观点。随着考古学技术的进步，及金相学检测与对传播路径双向性的分析表明，除了有传统的“新疆—甘青—中原”线路之外，来自北方草原的影响即蒙南、晋北、辽西地区颇具草原风格的独特文化圈层，在其向南与中原接触的过程中，对中原地区早期冶金技术的壮大也起了不小的功用。可以说，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冶炼技术的来向正明确体现了早期文化交流的多元与复杂性。

关键词：“西来说”；青铜冶炼技术；中原地区；砷铜；铅锡青铜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5.11.026

有学者认为，早期青铜器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三千纪前后）至青铜时代初期（公元前二千纪中叶）的遗留①。考古发掘也表明，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原，是早期青铜制品发现的重要地点之一。截至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铜制品，最早的见于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残铜片和黄铜管状物②，大约为仰韶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

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冶炼技术真正繁荣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据统计，二里头遗址出土早期铜器及冶炼物总量已达294件（早期铜器138件）③，包含有生产工具、兵器、装饰品、礼器、铜炼渣、炼铜坩埚（残件）及铸造铜器的陶范、石范及大型铸铜遗址等④。然而中原地区在二里头第三、第四期骤然繁荣的青铜文化相较于甘青、新疆、中亚以及欧亚草原来说来得相对较晚。除此之外，姜寨黄铜又因孤证难立众多学者对其作为青铜起源而莫衷一是⑤。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有许多不是中原传统器物，或与甘青、中亚、西亚与北方草原的文化遗存颇相似。因此，中原早期青铜冶炼技术之“西来说”一直在国内外学界颇受关注。

早期青铜冶炼技术的起源与传播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课题中的重要环节。对于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冶炼技术自“西方传入”的相关论述，学界大致存在“西北说”“北方说”“南道说”三种观点。

1传统视域下的中原早期冶铜技术“西来说”

1.1西北说

“西北”主要是指早期青铜冶炼技术自“甘青—新疆—中亚、西亚”一线传入。具体主要指早期冶金技术自中亚、西亚生发，后东向连接新疆西北部、天山中段、哈密盆地，至甘青河西走廊及河湟地区最终与中原内地相连接。

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有外国学者将中国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与西亚地区相类比，从而将中原、甘青、新疆与西亚、中亚地区相连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原地区早期冶金技术与中亚、西亚的联系开始被外国学者所关注并进行讨论，殷商时期的冶金技术被一些学者视为印欧部落（吐火罗人）入侵中国并定居后带来的技术产物⑥。对中原地区更为早期的青铜冶炼技术的来源进行类型学分析，并获得国内外学者关注的是美国考古学家菲兹杰拉德·胡博（LouisaG.Fitzgerald-Huber），她将中原二里头的十字镂空圆牌、齐家文化的七角星纹镜与巴克特里亚十字纹和星形纹类比，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铜爵、铜觚与伊朗西部沙赫德遗址的遗物有某种联系⑦，极大地影响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原早期青铜冶炼技术来向的判断。

国内学者对西北线路的关注当首推安志敏先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我国青铜起源的大探讨中，安志敏先生就提出，早期金属器的起源很可能与“史前丝绸之路”有关⑧，并提出了路线假设，“我们可以设想，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⑨，从而鲜明地将国内的研究导向与西北地区相联结。

现如今对西北方向的冶金成果关注较多的是学者李水城和刘学堂。李水城通过对国内外考古资料的详细梳理，发现部分文化因素是在经过中转、筛选和改造后最终于二里头晚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⑩。新疆等地考古工作的推进使以刘学堂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原陶寺遗址的铜铃也常见于哈密史前遗址中k，以及刀、铃、锥、牌饰等文化因素也生发于西北地区l。这些亦见于二里头文化与中原陶寺遗址中的早期青铜遗存，正反映了中原地区人们在接受西北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改造并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m。

1.2北方说

作为“西来说”观点中的蔚然大宗，“北方”一词主要指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地区。就早期青铜冶炼技术的传播途径而言，这一北方路径主要指从南西伯利亚到东欧的森林草原地区，并向南影响到新疆北部阿尔泰地区，又通过蒙古高原南入山西和陕西北部，及至辽河流域，经由此地域沟通中原地区。

对于北方草原的关注也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对殷墟的关注。殷墟出土器物的装饰风格被认为与西伯利亚卡拉苏克等青铜文化显示出相类似的艺术特色n。20世纪90年代，西伯利亚到东欧森林草原地区所孕育的塞伊玛青铜文化经苏联学者切尔内赫（E.N.Chernykh）的传播使“欧亚冶金区”的概念传播得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