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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的分期问题

（郭锡良，北京大学中文系）

摘要：文章在对汉语史分期问题系统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意见，认为王力先生设立过渡阶段的方案是正确的，另外应该增加远古、近古两个时期。

关键词：汉语史；过渡阶段；远古期；近古期

一引言

汉语史是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内部发展规律的科学。在历史科学中分期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任何事物的长期发展都必然形成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分期就很难说明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全貌及其规律。汉语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是有阶段性的，分期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汉语发展过程的全貌及其规律。如果不能科学地解决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实际上就是没有弄清楚汉语是怎样发展的，研究将只能停留在表面，哪谈得上发现汉语的内部发展规律。但是在学术界对于汉语史分期的重要性并非已经取得一致的认识，在怎样分期，即根据什么标准分期和分成多少期等问题上，意见更是大有不同。

怎样分期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的发展推动着语言的发展，社会的分化、统一影响着语言的分化、统一。研究汉语史的分期当然应该联系汉民族的发展历史，应该注意中国社会发展对汉语发展的影响。但是社会发展只是语言发展的外在条件，而语言发展的方向和变化形式却是由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决定的，因此，汉语史的分期首先只能以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的变化状态作为依据。古人的语言主要靠书面语保存下来，汉语的书面语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先秦就形成了“雅言”“通语”，也就是汉语的文学语言。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种文学语言，我们要考察各个时代的文学语言在语音系统、语法系统、词汇系统方面的发展变化，据此来给汉语史分期。

本文2013年7月23日于蓝旗营完成初稿，8月17日于蓝旗营修改定稿。初稿承张猛、华学诚、孙玉文三教授提供意见，多有采纳；孙玉文还提供了去年出版的《简明德语史》。在此深表谢意。

东汉以后汉语书面语分成文言、白话两个系统；

我们重视白话资料，因为它更反映当时的口语。但是我们必须以这些书面语为主（包括文言），并结合现代汉语方言、中外借词对音、诗文押韵、汉字应用等其他材料，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发展，才能弄清汉语发展的全过程。正如王力先生在《汉语史教学一年的经验和教训》中所指出的：“我们并不重视俗文学里昙花一现的东西。无论语音方面，语法方面，词汇方面，如果不能说明文学语言的发展的情况的，就不能认为汉语上史的主要对象。”

二汉语史的两种分期意见

王力先生是汉语史研究的开创者，1954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从未有的新课“汉语史”。此后四年之中，王力先生全力以赴，不但综合了我国传统小学、当代汉学（包括中、外学者）的学术成果和个人二三十年的研究心得，还参考了当时条件下所能找到的苏联有关语言史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俄语历史语法》和教学大纲、俄译本的英语史和法语史教学大纲等），完成了《汉语史稿》这部开山之作，并于1957年3月至1958年6月分成上、中、下三册由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

《汉语史稿》上册第一章设有专节《汉语史的分期》，讨论了分期的重要性、分期的标准，提出了分期的“初步意见”，把汉语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

（一）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

（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四）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一直以来，汉语史研究者大多采取王力先生的分期观点，但是从上个世纪末起也有研究者是持古代和近代两分的看法。这其实是从五四时期文白之争延续下来的。黎锦熙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发表的《中国近代语研究法》（参见《黎锦熙语言学论文集》）中就把“宋元至清末约九百年间”算作近代汉语，并说：“此一大段实为从古语到现代语之过渡时期，且为现今标准的国语之基础。”4不过，影响最深远的论述还是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的一段话。他说：

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

这仍是从五四时期文白之争来讨论问题的，不能认为是汉语史的严格历史分期。王力先生明确指出，汉语史的分期不能“以文体的转变为标准”，“文上-体的转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