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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外语教材内容和价值取向及启示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建国前外语教材在三个时期历史背景的国情下呈现的内容和价值取向，其中包括晚清时期外交政策的“误想、误解和误法”，这一时期产生的广州英语，其外语教材《红毛通用番话》以实用为主，随着教会学校建立逐渐“西学东渐”；同文三馆时期，国家急需外交人才，外语教材“中体西用”价值取向确立；商务印书馆时期，民国新文化运动变革中人们对学习外语热情高涨，出版外语教材和字典，以外语为工具开启民智，并思考其对现在外语教材内容和价值取向的启示。

关键词：教材史；近代外语教材；西学东渐；中体西用；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H09-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２３４（２０25）0８—０120—０6

外语教材在本文讨论的是外语学科教学使用教科书，提供符合外语学习规律的语言素材，其内容选定直接影响或决定了教师课堂外语教学实践，价值取向直接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语言政策。诚如陈坚林（2021）强调的要更好地体现外语教育政策在教学上的延续性，就应该重视教材发展史的研究［1］。研究外语教材史，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外语教育政策发展，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外语教育，推动新时代背景下的外语教材建设。

我国的外语教育可追溯到元朝［2］，近代外语教育始于晚清时期，外语教育者筚路蓝缕［3］，切实有效地基于我国国情编写外语教材，培养出一批杰出的外语人才。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近代外语教育也有所关注，赖铮（2010）［4］在划分中国近代英语教育五个历史阶段时，把这一时期的英语教育看作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启蒙；王亚敏（2011）［5］讨论了晚清时期京师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因教育思想不同而有的南北差异；刘纯（2013）历史性地呈现了中国近代外语教育从保守走向开放的进程；张美平（2015）［6］分析了士大夫阶层对外语学习及西方的认知。这几位学者着眼于中西思想间的交融，或者是西方思潮对中国外语教育的影响，抑或历史文化因素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影响。高晓芳、李开拓（2009）［7］从外语教育规划角度看，为体现外交需要而讨论近代外语学校的建立和课程规划；刘纯（2011）［8］强调了晚清外语教育中以翻译实践为导向进行语言测试；朱神海、王雪梅（2019）［9］分析了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在教材、教法、师资队伍特点。这几位学者着眼于课程与教学，以及教学方法实施实践。这些梳理对我国外语教育及教育延续性研究意义重大，但对建国前外语教材的梳理不够详细，外语教育原貌仍有待细致探讨。本文细数我国外语教材在三个时期历史背景的国情下呈现的内容选择和价值取向，及其对现在外语教材内容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启示。

一、广州英语

“广州英语”，又叫“咸水外国话”，是变种英语。起源于出现时间更早的澳门葡语，主要以口语的形式存在，在发音、造句等方面深受汉语、广州方言和澳门葡语的影响，与正宗的英语相距甚远［13］。为满足烟片战争前后中西的贸易和外交需要而产生，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涉外职业有买办、通事、跑楼、跑街等，广州英语水平参差，有的甚至只能知晓几个相关单词，但能帮助中西方进行双边贸易沟通，百余年间中西方都接受这种有中间人的交流方式。接下来将从外交政策和外语教材两方面进行研究。

（一）外交政策和“西学东渐”价值取向

清朝认为本国没有外交的需求，中国教育无西学。清朝没有“外交部”，与非汉民族的往来，一般由不同的衙署办理，欧洲的西方传教士来华和与国外贸易货品税务事件，由内务府负责。内务府是京城内的独立政治机构，由这里直接经办与传教士、宗教使节团的往来事物，展示了当时的主流政治观点：对外事务是大清宣扬国威的一部分，而非事关国家的政策［10］。晚清如此处理外交事宜，其外交政策在现在看来是有三点“误”。国人的误想，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乾隆自认为是全亚洲的大君主，对外国的讯息不感兴趣，也不愿仔细研究，对地理的考证不出中土范围。国人的误解，认为外语是“鸟语”“鬼话”“蟹行文字”。中国人对异族的描述一直都混合神话故事与幻想色彩，常以动物或鸟禽来比喻，或冠以轻蔑的用语。国人的误法，外国人不许学习汉语，中国人不许学习外语［11］，从1637年第一艘英国航船来到广州，第一次来广州的英国人，除了通过以为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就无法与中国人打交道［12］。1715年正式开埠，中国人与被称为“红毛番”英国人交流。在规范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贸易往来时，清朝廷保有绝对权威，受这种“华尊夷卑”观念影响，外交中多与西方强权产生摩擦。中西外交的摩擦，以中外贸易史上著名的“洪任辉事件”为例，1759年，东印公司派通宵官话的商贾洪任辉（JamesFlint）到中国谈判，抱怨广州设下的贸易限制，但乾隆判其违反航行至北方港口的禁令、告状方式逾矩和学习中文被捕，囚禁三年［10］。此后，更是收紧外贸政策，自17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