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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述时期动产经济活动：买卖与借贷的历史透视

一、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34-前609年）在古代西亚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亚述文明发展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亚述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起一个地跨亚非两大洲的奴隶制军事大帝国，其疆域东起伊朗高原西部，西临地中海及至埃及，北达亚美尼亚，南到波斯湾。新亚述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对古代西亚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经济领域，新亚述时期的经济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城市化程度较高，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动产买卖与借贷活动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对新亚述时期动产买卖与借贷活动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对古代社会的认识：

理解古代经济体系：动产买卖与借贷活动是古代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研究这些活动有助于我们了解新亚述时期的商品流通、货币使用、市场机制等经济要素，进而揭示古代经济体系的运作方式和特点。例如，在动产买卖中，不同商品的交易价格和数量反映了当时的市场供求关系；而借贷活动中的利率、期限等因素则体现了资金的运作和时间价值观念。

剖析社会结构：参与动产买卖与借贷活动的主体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从一般自由民、皇室职员到有职业的上层自由民等。分析这些交易双方的身份和行为，可以帮助我们洞察当时的社会阶层分化、财富分配状况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皇室职员在奴隶买卖中的活跃程度，可能暗示着他们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财富积累方式；而一般自由民参与银钱借贷的用途和规模，则能反映出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需求。

洞察法律制度：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极为重视契约和法治，在动产买卖与借贷活动中，通常会签订详细的契约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防止经济纠纷的发生。研究这些契约的内容和形式，能够让我们深入了解新亚述时期的法律制度、契约观念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例如，契约中对违约责任、交易不可反悔的保证等条款，体现了当时法律对经济活动的规范和保障作用；而对证人、日期等要素的明确记录，则反映了契约签订的严谨性和规范性。

综上所述，研究新亚述时期的动产买卖与借贷活动，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古代西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规律。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新亚述时期的研究成果丰硕，在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探讨。但针对动产买卖与借贷活动这一具体经济领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空白。

国外学者对新亚述时期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丰富。在政治军事方面，如格温多林?勒克（GwendolynLeick）在《亚述人：历史、文化与社会》中，对新亚述帝国的政治制度、军事征服过程进行了详细阐述，为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提供了重要依据。在经济领域，迈克尔?罗夫（MichaelRoaf）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近东文化地图集》里，涉及到新亚述时期经济地理与贸易路线等方面的研究。在文化方面，斯蒂芬妮?达利（StephanieDalley）的《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创造、大洪水、吉尔伽美什和其他故事》，让我们从文化视角理解新亚述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在动产买卖与借贷活动研究方面，亚述学家门德尔松（I.Mendelsohn）在《古代近东的奴隶制》中，基于原始楔形文字资料，探讨了公元前3千纪中期至公元元年古代巴比伦、亚述、叙利亚和以色列地区奴隶的来源、社会地位以及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作用等问题。亚述学家卡尔伯森（R.A.Culbertson）编辑的《近东的奴隶和家庭》，重点分析了奴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涉及两河流域早期、公元前2-前1千纪的巴比伦地区以及伊斯兰时期（阿巴斯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奴隶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丹达马耶夫（M.A.Dandamaev）对那波帕拉沙尔至亚历山大时期两河流域南部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奴隶活动进行了研究。奇里奇尼诺（C.Chirichigno）探讨了以色列和古代近东的债务奴隶。这些研究为新亚述时期动产买卖与借贷活动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多局限于两河流域南部巴比伦尼亚地区或西部的叙利亚和以色列地区，对两河流域东北部亚述地区奴隶活动及其他动产买卖与借贷活动的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

国内学者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在通史类研究中，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等著的《世界文明史（古代卷）》，对新亚述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论述。在经济史研究方面，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对古代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有所涉及，为理解新亚述时期经济提供了宏观视角。

在动产买卖与借贷活动研究方面，李海峰在《新亚述时期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