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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的家族叙事模式研究

摘要

陈忠实的《白鹿原》以渭河平原上的白鹿村为空间载体，以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命运纠葛为主线，构建了一部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史诗。本文从家族叙事的核心要素切入，通过分析“双家族对立与融合”的叙事结构、“祠堂—土地—族谱”的符号体系、“代际传承与裂变”的人物关系、“家族史与民族史同构”的叙事维度，揭示《白鹿原》家族叙事模式的独特性。研究发现，作品突破了传统家族小说“单一家族兴衰”的叙事框架，以白鹿两家的互动与共生，展现了中国乡土社会中家族文化的韧性与变革，同时将家族命运嵌入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背景，实现了个人、家族与民族命运的深度绑定，为当代家族叙事文学提供了全新的创作范式。

关键词

《白鹿原》；家族叙事；双家族结构；符号体系；代际裂变；历史同构

一、引言

家族叙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创作传统，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到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再到阿来的《尘埃落定》，家族始终是作家反思社会、人性与历史的重要载体。这类作品多以“单一家族”的兴衰为主线，通过家族内部的矛盾（如新旧思想冲突、权力争夺）折射时代变迁。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家族叙事模式的突破：它不再局限于“单一姓氏家族”的封闭叙事，而是以白鹿村为场域，构建了白鹿两大家族“对立—共生—融合”的动态关系；不再将家族视为历史的“旁观者”，而是让家族命运与中国近现代史（清末民初、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深度交织，使家族叙事成为民族史的微观镜像。

《白鹿原》自1993年出版以来，学界对其家族叙事的研究多集中于“宗法制度的衰落”“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等层面，较少从“叙事模式”的整体性角度，系统分析作品如何通过结构、符号、人物、历史四个维度，构建独特的家族叙事体系。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研究空白，以“家族叙事的核心要素”为框架，深入剖析《白鹿原》家族叙事模式的创新性与唯一性，以期为当代家族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白鹿原》家族叙事模式的核心构成

2.1结构维度：“双家族对立与融合”的动态框架

传统家族小说多采用“单一家族线性叙事”，如《家》以高家的衰落为主线，通过觉慧、觉新等人物的命运，展现封建家族的崩溃。而《白鹿原》打破了这一框架，构建了“白鹿两家”并行且互动的“双家族叙事结构”，这种结构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呈现出“对立—共生—融合”的动态过程。

2.1.1对立：以“权力”与“道德”为核心的竞争

白鹿两家的对立，本质是“白鹿村主导权”的争夺，这种争夺集中体现在“族长之位”与“道德权威”两个层面。白嘉轩作为白氏家族的代表，以“仁义”为核心构建道德权威：他主持重修祠堂、制定《乡约》、惩罚违规族人（如惩罚田小娥），试图以宗法制度维系白鹿村的秩序，成为白鹿村的“道德标杆”。而鹿氏家族的代表鹿子霖，则以“权力欲望”为驱动，通过勾结官府、争夺乡约职位、操控土地买卖等手段，试图取代白嘉轩的地位。

这种对立并非“善恶对立”，而是“不同家族理念”的碰撞：白嘉轩的“仁义”背后，隐藏着对宗法制度的僵化坚守（如反对子女接受新思想）；鹿子霖的“功利”背后，也折射出乡土社会在时代变革中对“权力”的盲目追求。两人的竞争贯穿小说始终，从“换地事件”（白嘉轩以“风水好”的土地换鹿子霖的“河滩地”，实则暗藏对家族运势的考量）到“争夺族长之位”，再到“子女教育理念的冲突”，白鹿两家的对立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动力。

2.1.2共生：以“土地”与“村落”为纽带的依存

白鹿两家的“对立”并非“割裂”，而是以白鹿村的“土地”与“共同体利益”为纽带，形成“共生关系”。在白鹿原遭遇自然灾害（如旱灾、蝗灾）或外部威胁（如土匪、兵灾）时，白鹿两家会暂时放下矛盾，共同维护村落的生存：旱灾时，白嘉轩带头开仓放粮，鹿子霖则动员族人参与救灾；土匪骚扰时，两家联手组织民团，保卫村庄。

这种“共生”源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地缘共同体”属性：白鹿两家同属白鹿村，共享土地、水源等自然资源，也共同承担村落的生存风险。正如小说中描述的“白鹿原上的人，不管姓白还是姓鹿，都是吃白鹿原的土长大的”，土地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两家无法真正割裂，只能在“对立”中寻求“共存”。

2.1.3融合：以“后代”与“观念”为载体的消解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白鹿两家的“对立”逐渐消解，走向“融合”，这种融合主要通过“后代的命运交织”与“家族观念的重构”实现。白嘉轩的儿子白孝文、鹿子霖的儿子鹿兆鹏，不再受“家族对立”的束缚：白孝文从“宗法制度的继承者”沦为“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