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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物权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下)

刘德良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教授

关键词:网络时代/价值理念/物权法/公示制度/变动模式/物权法体系

内容提要:以开放、自由、高效为特征的互联网络已经并将继续对现行物权法的价值理念、公示制度、物权变动模式、物权祛的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提出挑战。根据“法律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这一要求，网络时代的物权法应该以自由和效率为其基本价值理念，在此基础上，现行法定主义物权立法模式应该向意思主义并注重效率的立法模式转变;同时，现行动产、不动产分别实行不同公示方法的二元制公示方法在网络时代将被统一的网络登记制度所代替，由此，物权变动模式也应该实行公示对抗主义;另外，统一的网络公示制度也将对现行物权法的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网络时代物权的变动模式

(一)现行的物权变动模式

所谓物权变动模式，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事立法，对于基于合同行为的物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控的具体方式。就大陆法系而言，具有代表性的物权变动模式有两种，即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和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所谓的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即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是指物权变动仅靠当事人之间的债权意思即可实现，无须其他要件的物权变动模式;在此模式下，登记或交付，不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所谓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外，尚需具备一定的形式;该模式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两种。就债权形式主义而言，物权变动除了债权意思外，尚需具备登记或交付的法定形式作为生效要件;就物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来说，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变动合意外，还需法定的形式即登记或交付作为生效要件。虽然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人们对物权变动模式作出了上述分类，并凸显其不同之处，实际上，二者在动产物权或所有权的变动模式上，并没有实质的不同;由于动产交易一般被认为是仅仅关乎当事人之间的私权利益，因此，各国或地区在立法上对动产物权变动多采取任意性规范，允许当事人之间作出不同的约定，只有当事人没有相反的约定事由，这些规范才发挥裁判规范的功能;就动产物权变动而言，即使当事人未作出特别约定，形式主义模式中对于交付规则的变通性规定，使得其与意思主义模式之间的差异变得微不足道，因为，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现实交付之外，又承认了简易交付、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这三种具有观念性的交付，因此，有人认为它们在实际上和效果上采取了仅仅通过契约而取得所有权的做法[1]。尽管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在动产所有权的变动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但是，在动产他物权的设定或变动方

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更为合理。由此来看，如果从理想意义上选择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的话，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则应该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二)网络时代的物权变动模式——意思主义的回归与矫正

如前所述，由于在网络时代物权法在价值理念上应当回归意思主义，加上开放、自由、高效的互联网络为建立统一、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网络登记制度提供了条件，因此，在网络时代，对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应实行意思主义或对抗主义，即仅以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意思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无需其他要件;网络登记，只是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而不是生效要件。人们对意思主义模式的批评在于它只能有效地适用于特定物的交易，而在种类物和未来物交易中，适用意思表示主义，不利于交易安全[4]。实际上，这种批评，与其说是意思主义的缺陷，毋宁说是意思主义所适用的现实环境条件自身的不足，即传统条件下物权变动公示方法的可选择性及其成本问题所引起的。另外，就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来说，其对交易安全的保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的预设，而其在保护交易安全方面的实际功效与意思主义模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传统条件下，尽管登记作为一种法定的公示方法在形式主义模式下作为物权变动的有效要件，但是，由于其具有低效率、高成本和不方便的缺陷，加上又缺乏其他可资选择的更好的公示方法，因此，在许多交易中人们还是在基于交易风险和登记成本、效率之比较考虑后而选择放弃登记，因而立法所意欲实现保护交易安全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实现。另一方面，虽然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由于被认为过分崇拜意思自治而无法保障交易安全，但从该模式长期的实践来看，由于公示可以作为物权变动中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因此，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承担交易风险，那么，他也可以通过选择公示来保障其交易安全。由此可鉴，两种不同立法模式在保护交易安全方面并没有实质性区别，意思主义国家的物权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在网络时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传统意思主义模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