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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车费改”：撬动车险市场变革的杠杆

引言：变革之潮起

在我国保险市场的壮阔版图中，车险作为财险领域的中流砥柱，长期占据着核心地位。据相关数据显示，过去多年里，车险保费收入在财险市场的占比始终居高不下，一度超过70%，即使近年来随着其他财险业务的发展，其占比有所波动，但依旧稳定在60%以上，是财险行业当之无愧的“顶梁柱”。

2015年，一场意义深远的“商车费改”拉开帷幕，如同投入车险市场的巨石，激起千层浪。此次改革以费率市场化作为核心方向，致力于打破传统车险定价模式的束缚，构建更为科学合理、贴近市场实际的商业车险条款费率形成机制。它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挑战，从产品设计、定价策略，到销售渠道管理、理赔服务优化，无一不受其影响。同时，广大消费者也深切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冲击，在保费支出、保障范围选择、服务体验等方面，都面临着全新的局面。

“商车费改”究竟给我国车险市场带来了哪些深刻变革？在保险公司的经营策略上引发了怎样的连锁反应？消费者又该如何在这场变革中做出更优选择？这些问题不仅关乎车险市场的当下格局，更决定着其未来走向，值得我们深入剖析与探讨。

一、“商车费改”全景扫描

（一）改革历程回溯

我国“商车费改”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期间有着诸多关键的时间节点与政策变革。早在2001年，在“入世”的大背景刺激下，保监会以广东省为试点，率先拉开了车险费率市场化的探索序幕。彼时，深圳车险费率在2001-2002两年间下降明显，年均降幅达31.07%，为后续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2003年，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保监会鼓励各保险公司自主开发和厘定车险条款与费率，原统颁条款正式废止。然而，由于当时市场条件尚不成熟，保险公司之间陷入无序的“价格战”，车险市场秩序混乱，此次改革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随后车险费率又回归管制模式。

2006年，保监会为遏制行业恶性价格战，规定险企折扣不得低于七折，即“七折令”，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行业承保盈利压力。2007年，保监会批复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拟定的行业ABC条款和统一费率；2008年，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工作方案》，以车险为重点开展财产险市场秩序整顿工作，至此，国内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走完第一轮“收-放-收”的轮回。

在保险业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大环境下，呼吁再次放开车险费率的声音日益高涨。2012年，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初步明确了市场化的车险定价原则，并提出“三步走”改革方案。2013年，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4年，国务院发布“新国十条”，为新一轮商车费改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

2015年，商车费改正式启航。2月，保监会发布《中国保监会关于深化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3月，下发《深化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明确商业车险保费计算公式，确定定价系数区间，正式开启了新一轮的车险费率市场化征程。此次商车费改自2015年4月1日开始，最初选择黑龙江、山东、青岛、广西、陕西、重庆为试点区域；2016年1月，第二批12个地区纳入试点范围；2016年7月，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2017年6月8日，保监会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财产保险公司商业车险费率定价自主权，下调自主核保系数和自主渠道系数下限，“费改第二阶段”正式开启。此后，商车费改持续深化，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与机制，以适应市场变化和行业发展需求。

（二）改革核心要点剖析

“商车费改”的核心要点围绕保险责任和定价机制展开。在保险责任方面，改革后的商业车险示范条款发生了显著变化，保险责任得到大幅拓宽。比如，原本车辆未挂牌时发生事故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新条例则将其纳入可赔付范畴；因第三方对被保险机动车造成损害导致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不仅可以向第三方索赔，还能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且保险公司应积极协助。同时，像冰雹、台风、暴雪等自然灾害以及所载货物、车上人员意外撞击导致的车损，还有意外致使车上人员撞伤等情况，在费改后均被纳入赔偿范围。在三者险中，“被保险人、驾驶人的家庭成员人身伤亡”也被列入承保范围，解决了以往“自家车撞自家人不能获赔”的问题，使得保险保障更加全面和人性化。

从定价机制来看，实现了从传统模式向更科学合理模式的转变。改革前，车损险保费主要由保额或新车购置价单一因素决定，存在“高保低赔”的不合理现象。而改革后，保费计算综合考虑了多种风险因素，车损险保费转变为依据某一车型的车辆价值、安全性和维修经济性等确定，解决了“高保低赔”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