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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沿海防御与倭寇治理政策

引言

站在今天的东南沿海岸线远眺，潮声依旧拍打着千年未改的礁石，可若将时间的镜头拉回宋明两朝，这片海域曾是帝国的”第二道国门”——既有”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也藏着”岛寇纷扰民不安”的隐忧。从两宋市舶司的桅杆林立，到明初卫所的烽火台连缀；从嘉靖年间”沿海千里，几无完土”的危局，到隆庆开关后”月港千帆”的新生，宋明两朝的沿海防御与倭寇治理，不仅是军事战略的较量，更是经济政策、社会结构与海洋认知的深度碰撞。这段历史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古代中国应对海洋挑战的智慧与局限，也为我们理解传统王朝的海洋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

一、宋代：海洋意识觉醒下的防御雏形

1.1沿海经济地位的跃升与防御需求的萌发

宋代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第一个黄金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东南沿海的泉州、明州（今宁波）、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节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元祐年间仅广州港一年的市舶收入就达110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到南宋绍兴年间，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市舶司年入更突破200万贯，时人惊呼”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海洋贸易的繁荣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大量瓷器、丝绸经海路运往高丽、日本、东南亚，港口周边形成”以海为田”的新经济带；另一方面，海商的巨额财富也吸引了海盗的觊觎。两宋的”海盗”与后世的”倭寇”有所不同，多为沿海无业游民、破产渔民或逃税海商组成的武装团体，但已出现日本浪人参与的记载（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提到绍兴二年”倭船寇温台”）。

这种背景下，宋代的沿海防御逐渐从”重陆轻海”向”海陆并重”转变。宋太祖赵匡胤虽以陆军立国，但至太宗朝已在登州（今山东蓬莱）设”刀鱼寨”，部署水军防御契丹；到南宋偏安江南，更是将”江海防”提升至”国之大事”的高度——当时人说：“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兼如海道，控扼要害，亦系重事。”（《宋会要辑稿·职官》）

1.2防御体系的构建：从水军到巡检司

宋代的沿海防御体系由三大支柱构成：

第一是专业水军的建设。北宋时期，水军多为陆军兼任，战斗力有限；南宋则建立了多支常备水军，其中最著名的是”明州水军”和”平江府水军”。据《玉海》记载，乾道年间仅明州水军就有2000人，装备”海鳅船”“多桨船”等新型战船，其中”海鳅船”长十余丈，可载百人，配备拍竿、火砲（早期火药武器）。更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水军已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水军将领李宝率120艘战船、3000水兵从海州（今连云港）出发，千里奔袭山东陈家岛，以火攻全歼金军7万水军，史称”海战第一功”。

第二是巡检司的网络化布局。巡检司是宋代基层治安机构，沿海地区的巡检司兼具”防海盗、查走私、护商旅”职能。以福建路为例，据《淳熙三山志》记载，仅福州就设有海口、松门、小练、荻芦等7个巡检寨，每个寨驻兵50-100人，配备哨船3-5艘，负责”分地巡逻，讥察非为”。这些巡检司与州县衙门、市舶司形成联动，比如发现可疑船只，巡检司需立即上报市舶司核查货物，若涉及走私则移交转运司处理。

第三是民间力量的动员。宋代已出现”结甲自保”的民间防御模式，即沿海村落以10户为一甲，自备武器、船只，轮流巡海。乾道六年（1170年），两浙路提刑司曾推广”海商结甲法”，要求海商出洋必须5船结为一甲，推举”甲头”负责联络与防御，若遇海盗需互相救援，否则连坐治罪。这种”官民协同”的模式，既减轻了官府的防御压力，也让海商群体产生了”护商即护己”的共识。

1.3治理政策的特点与局限

宋代对”海盗”的治理，总体呈现”宽严相济”的特点。一方面，对”杀人越货”的暴力海盗采取严厉打击，如绍兴十二年（1142年）温州海盗陈演添劫掠商船，朝廷派水军围剿后”尽诛其首恶，胁从者黥面隶军”；另一方面，对因贫困或海禁被迫为盗的群体，推行”招抚为主”的政策，典型如乾道年间福建安抚使汪大猷招抚海盗林长，不仅赦免其罪，还授予”承信郎”官职，令其率旧部参与沿海巡逻。

这种政策的成效是显著的：两宋三百年间，虽有海盗活动但未形成大规模海患，沿海贸易始终保持增长。但局限也很明显：其一，防御重心集中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北方沿海（如山东、淮东）防御相对薄弱；其二，水军虽强但依赖地方财政，南宋后期因军费紧张，部分水军被裁撤，战船年久失修；其三，对日本等国的海上势力缺乏系统认知，仅将其视为”朝贡国”，未预见到百年后日本浪人会成为更大的威胁。

二、明代：海患加剧下的政策变奏

2.1从”海禁”到”倭患”：背景的深刻转变

明代的沿海形势与宋代有本质不同。一方面，海洋贸易的规模更大，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将中国的影响力拓展至印度洋，但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逐渐僵化；另一方面，日本进入战国时代（1467-1615年），大量战败武士、浪人沦为”倭寇”，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