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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金调减构成的司法认定研究——基于法官自由裁量与裁量标准的实证考察

摘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民法典的全面实施，违约金作为维护合同严守、补偿守约方损失及惩罚违约方行为的核心制度，其在民商事审判中的适用频率日益增高。

其中，违约金的司法调减制度，即《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赋予法官根据实际损失、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对过高违约金进行酌情减少的权力，旨在平衡合同自由与公平正义，防止违约金异化为一方当事人牟取暴利的工具。

然而，由于法律条文对“过高”的界定以及调减的具体标准规定得较为原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违约金调减的构成要件与裁量标准模糊不清，同案不同判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市场交易的可预期性。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违约金调减构成的司法认定问题，通过对大量相关司法判例的实证考察，揭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现状与内在逻辑，为构建更为明确、统一的裁量标准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与比较法研究。

通过对《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违约金调减制度的规范进行梳理，厘清其立法目的与价值取向；通过对筛选出的数百份涉及违约金调减请求的民商事判决书进行编码与量化、质化相结合的分析，归纳当前司法实践中法官启动调减程序的条件、考量的核心要素及其权重；并借鉴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在违约金调整制度上的成熟经验，为我国的制度完善提供域外参照。

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违约金调减的启动主要依赖于当事人的明确请求，法院鲜有依职权主动进行调减。

在实体审查中，法官普遍将“实际损失”作为调减与否及调减幅度的核心基准，但对于“实际损失”的构成范围、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如何量化“预期利益”损失，做法不一。

最关键的发现是，尽管法律规定了多重考量因素，但在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法官对于除实际损失之外的其他因素（如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市场行情变化等）的考量与论证普遍较为薄弱，自由裁量过程的透明度与逻辑严谨性有待提高。

特别是对于以民间借贷年利率24%或LPR四倍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参照标准，存在被不当滥用的趋势。

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为规范违令金调减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重构其司法认定标准。

程序上，应适度强化法院的释明义务，引导当事人有效举证。

实体上，应构建一个以“实际损失+可预见规则”为核心，以“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过错、缔约地位、诚实信用”为辅助调节变量的、更具操作性的“多元分层”裁量模型。

该模型强调对“损失”的全面理解（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和机会成本），并为不同辅助因素的权重设定提供指引，旨在将法官抽象的“内心确信”转化为更为具体、可供审视的裁判逻辑。

这一裁量标准的重构，对于丰富我国合同法违约责任理论、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平衡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违约金；司法调减；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实证研究；民法典

引言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合同被誉为市场交易的基石，而合同严守原则则是维系这块基石稳定与否的核心支柱。

违约金制度，作为合同法中确保合同得以履行的“牙齿”，通过预先设定的责任方式，为守约方提供了便捷的救济途径，同时也对潜在的违约方构成了有效的威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在继承原《合同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违约金制度的重要地位。

然而，绝对的合同自由可能导致实质的不公，尤其是在缔约双方地位失衡或对未来风险预判不足的情况下，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可能远远超出因违约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此时，若完全放任当事人意思自治，则可能使违约金条款异化为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惩罚甚至剥削。

为了矫正这种潜在的失衡，法律赋予了司法机关对“过高”违演金进行干预的权力，即违约金的司法调减制度。

违约金的司法调减，本质上是国家公权力对私法自治领域的一次审慎介入，其背后蕴含着诚实信用、公平正义等民法基本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之间的深刻博弈与平衡。

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尊重当事人约定的前提下，防止权利的滥用，使违约责任的承担回归到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的理性轨道上来。

然而，立法者在赋予法官这项重要权力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如何界定违约金“过高”，以及调减的具体裁量标准是什么？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虽然列举了实际损失、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一系列考量因素，但这些因素大多是原则性的、描述性的，缺乏量化的、可操作的具体指引。

这种立法上的“有意留白”，将巨大的裁量空间和沉重的裁判责任，交由了承审案件的法官。

这种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裁量标准，不同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