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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经》序言浅议

泉州俞大猷的一部《剑经》，古人评价很高。明朝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指出，俞大猷的棍法精要，“其妙已备载《俞经》内”。所以，他在《纪效新书》里收录了《剑经》的棍法。明朝何良臣在《阵记》中也指出“棍法之涉，亦尽于大猷剑经…。”在俞大猷之后，程宗猷于明万历44年(1616年)出版《少林棍法阐宗》，其基本理论，则受大猷《剑经》的影响而来。茅元仪在明天启元年(1621年)出版的《武备志》中，其钯法也是《剑经》钯法加七势。清初康熙元年(1662年)吴及的《手臂录》中的《大棒说》也可见到俞公棍的影子。可见一部《剑经》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俞大猷是用什么方法来论述他的棍法理论呢？在《剑经》序言中不难看出俞大猷的思路。俞大猷中过武举，但他并非一介武夫，而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儒将。他受过儒家教育。在《剑经》序言中，十分明了地表明他吸取、消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以指导他的武术理论。特别是利用易理来推衍拳理，更能说明他的师承关系。

俞大猷在《剑经》序言中提到，“吾师虚舟赵先生。”赵虚舟少年时代曾向理学家蔡清学习《易经》，以《易》演兵家奇正虚实之权，著有《韬钤内外篇》七卷、《赵注孙子兵法十三篇》三卷、《周易学庸说》、《参同契释》等书。

《赵注孙子兵法十三篇》以易推衍原意、抒发己见。而俞大猷在他的《兵法发徽》序言中也说到：“吾读先师所授《韬钤内外篇》者有年，领其大旨，知其无，不根其于《易》者不自揣，作为剑、射、阵三法，以衍其意如右。顾于根易元奥，未极敷畅，

兹复著《发微》四章以概括之。”直接说明他写剑、射、阵三法和《兵法发微》等书，都是用他的老师赵虚舟教的易理来阐述自己的看法。

在《剑经》序言中，俞大献说“上古圣人观之于天，察之于数，验之于易，推之于度，取之于身，证之于畅，曲尽其理，而立为伍，法以教人，可谓明且尽矣。”文中，俞大猷虽然说的是“上古圣人”的事，但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其本人对这种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方法论的肯定。认为这“可谓明且尽矣。”

在序言中，俞大猷不厌其烦地举了很多例子，从人的“首之大，嘴牙之小，”“手足之大、指爪之小，”虽然“不相称焉，两不相为用也。”但因为互相配合，所以能取到大的作用。或从“凫以掌大而不能栖…虎以项短而力·…。”等例子中，说明很多动物各具特点，“无不有势存焉。”一定要“取之于身、证之于物”才能“曲尽其理，而立为伍、法以教人。”否则，“舍万物之情，以求行阵之法者，远矣。”

孙子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作为一个受业于理学之门的一代儒将，俞大猷不会不受到这个方法论的影响。在周易大传《系辞》中也篇提到，“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动则观其变”。“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俞大猷和他的老师赵虚舟先生一样，都是通过对自然界的现象和人物的观察，进而“验之于易，推之于度”，从而得出“敌一人之法”和“敌万人之法的。”传说中，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草书大进；方七娘见白鹤舞于庭而创永春鹤拳……他们同样都是得力于这个方法论。

在序言中，俞大猷再说到“一人之斗，身体手足，皆有屈伸之节。屈于后者，伸之于前；屈于右者，伸之于左。使皆屈而无伸，与皆伸而无屈，僵人而已耳！虽具五体、不能为也。”“一人之斗”，讲的是拳术的基本原则。其手足要前后、左右相互呼应。要有屈有伸、有进有入；有前有后，当然也要有开有合。否则，是一个“僵人而已耳！”这正如周易大传《系辞》篇中所指明的“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一人五体，手脚要互相配合，“往者屈也，来者信也。”这样，“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系辞》也举了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系辞》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俞大猷举的例子虽然简单，但也再次证明他是以易理来阐述拳理的。他也很自信，认为如果“舍一人之身，以求行阵之法者，远矣。”

俞大猷作为一个总兵，他要行兵布阵，不可能不对诸如《孙子兵法》一类的古兵书认真加以研究。因此，《孙子兵法》上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对他的武术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况且赵虚舟先生就曾直接了当地开导他说：“若知敌一人之法矣，讵知敌百万人之法本于是乎？”俞大猷说他想了很久，才得到一个虚舟先生肯定的结论，叫做“乃知天下之理原于约者，未尝不散于繁。散于繁者，未尝不原于约。”其实这也是《系辞》“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所说的道理。而孙子则明白说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这只不过是编制和指挥、调度的问题而已。

俞大猷在序言中就指出：“人之善斗者，一身四肢屈伸变化，有无穷尽之形，故前正而后奇，忽焉正后而奇前，正聚而奇散；忽焉正散而奇聚车正而骑奇；忽焉骑正而车奇；自一人以至百千万人，同一法也。万人之变化，犹一人之伸缩；万人之从令，犹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