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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研究：法理温情与规范适用的双重审视

一、理论溯源：从自然法思想到规范责任论的演进

（一）起源与发展脉络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古典自然法学派时期。彼时，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在其巨著《利维坦》中提出“自我保全优先”原则，为该理论的萌芽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根基。霍布斯认为，在面临生存绝境时，人们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行为应当被理解和宽容，例如当一个人因极度饥饿而偷窃食物以维持生命时，其行为不应被严苛地视为犯罪。这一观点深刻地反映了对人性本能的尊重，也揭示了法律在极端情况下应保持一定的弹性与宽容。

1897年，德国的“癖马案”成为期待可能性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这起案件中，被告是一名马车夫，他所驾驭的马匹具有以尾绕缰的危险恶癖，被告深知这一情况，并且向雇主提出更换马匹的请求，但雇主不仅拒绝了他的要求，还以解雇相威胁。无奈之下，被告只能继续驾驭这匹危险的马，结果在一次驾车过程中，马匹恶癖发作，导致路人受伤。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无罪，理由是在当时的情境下，被告为了保住自己的生计，很难被期待放弃工作并拒绝驾驭这匹危险的马。这一判决首次将期待可能性的概念引入司法实践，确立了“因生存压力无法期待实施合法行为时阻却责任”的重要规则，为后续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范例。

20世纪初，随着法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弗兰克、休米德等学者在“癖马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构建了规范责任论。他们认为，期待可能性应当被视为独立于故意、过失之外的客观责任要素，这一观点强调了在对行为人进行刑事责任认定时，不仅要考虑其主观心理状态，还必须充分考量行为时的具体客观情境。法律不应苛求行为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境下放弃基本的生存利益而选择合法行为，否则将违背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例如，在某些自然灾害或战争等极端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而实施的一些轻微违法行为，如未经允许取用他人的少量食物或财物，在判断其刑事责任时就需要充分考虑期待可能性因素。

（二）哲学与法理基础

期待可能性理论深深扎根于人性论与法规范之间的微妙张力平衡之中。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人作为一种生物，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在面对危险和困境时，人们往往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这种本能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例如，当一个人在面临生命威胁时，可能会出于本能地采取一些激烈的行为来保护自己，即使这些行为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伤害。然而，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对社会共同体有着最低限度的期待，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以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该理论的法理核心在于“法不强人所难”，这一古老而深刻的原则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和公正性。它要求刑法在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行为时的具体情境，避免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进行归责。例如，在前面提到的“癖马案”中，如果仅仅依据被告的行为导致了他人受伤这一结果，而不考虑被告面临的生存压力和无法拒绝雇主要求的现实困境，就对被告进行定罪处罚，显然是不合理的。再比如，当一个人在遭遇雪山崩塌的极端危险时，为了自救而不得不损害他人的部分财产，这种情况下，法律应当对其行为予以一定的宽容，因为在那种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人们很难被期待去遵守平时的法律规范，而优先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是符合人性本能的。这体现了法律对生命本能的合理让渡，也反映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在维护法律公平正义和保障人权方面的重要价值。

二、理论构造：责任要素的定位与判断标准

（一）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之争

期待可能性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不同的观点反映了对刑事责任本质和构成要素的不同理解，主要存在并列说、构成要素说与责任阻却说这几种观点。

通说观点主张并列说，认为期待可能性是与责任能力、故意过失并列的第三责任要素。期待可能性并非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内容，而是从法规范的视角出发，对行为人在行为时是否具有选择适法行为的自由进行的客观评价。例如，在行为人犯罪后毁灭证据的情况下，由于“无法期待自我检举”，所以其行为不成立伪证罪。这一例子充分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独立于故意的阻却功能，即使行为人明知毁灭证据的行为是违法的，具有主观故意，但由于在当时的情境下，无法期待其作出不毁灭证据的合法行为，所以不能对其进行刑事归责。

构成要素说主张期待可能性是故意过失的构成要件。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故意和过失不仅仅是心理事实，还包含了规范评价要素，而期待可能性就是这种规范评价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缺乏期待可能性，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过失责任。然而，这一观点受到了通说的批判，通说认为期待可能性是一种客观的责任要素，它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内容，如故意和过失，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