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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司法制度的衔接与延续

引言

站在故宫的东华门回望，红墙黄瓦间仿佛能看见六百年前的司法图景：明朝刑部大堂的卷宗堆成山，清朝按察使司的差役捧着状纸疾走；明朝的老狱卒教新来的清吏如何整理刑具，清朝的书吏对着《大明律》抄录判例。这不是穿越的幻觉，而是明清司法制度在历史长河中自然延续的真实投影。从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到1912年清朝灭亡，两个王朝跨越近五个半世纪，其间虽有改朝换代的剧烈震荡，但司法制度却如同一棵根系深扎的老树——主干未变，枝叶新抽。这种延续性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在继承中调整、在稳定中创新的智慧结晶。本文将从立法体系、司法机构、诉讼程序、法律思想四个维度，揭开明清司法制度衔接与延续的深层密码。

一、立法体系：从《大明律》到《大清律例》的”基因传承”

1.1律典框架的一脉相承

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的《大明律》，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典。这部由朱元璋亲自主持修订的法典，以”简核”为原则，将唐律的12篇结构调整为7篇（名例、吏、户、礼、兵、刑、工），开创了按中央六部职能分类的新体例。这种体例如同基因般被清朝继承——顺治四年（1647年）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其篇目结构与《大明律》完全一致；乾隆五年（1740年）最终定型的《大清律例》，依然保持着7篇47卷436条的基本框架。

具体到条文内容，《大清律例》对《大明律》的继承更是随处可见。比如”名例律”中的”五刑”（笞、杖、徒、流、死）体系，从刑种到等级完全照搬；“十恶”重罪的定义（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与明朝分毫不差，甚至连”谋反大逆”条中”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的量刑标准都原封不动。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查阅过康熙朝修订律例的档案，其中刑部官员的奏疏里多次出现”查《大明律》原有此条，我朝宜照旧例”的表述，足见清朝立法者对明朝律典的尊重。

1.2例的补充与体系化发展

当然，明清立法并非简单复制。清朝在继承律典框架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了”例”的体系，形成”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独特结构。明朝虽有”条例”，但多为临时补充规定，弘治年间的《问刑条例》才首次系统整理，但终明之世，例的数量不过382条。清朝则不同，从顺治朝的”附例”140条，到乾隆朝的1049条，再到同治朝的1892条，例的数量呈几何级增长。这些例并非随意添加，而是遵循”因时制宜”“以例辅律”的原则：或细化律文的适用情形（如”斗殴杀人”条下增例明确”金刃杀人”的具体认定标准），或补充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如针对清代人口流动增多，新增”逃人法”相关条例），或调整量刑幅度（如将明朝”窃盗三犯绞”改为”窃盗三犯改发云贵极边烟瘴充军”）。

这种”律例合编”的立法模式，本质上是对明朝”律例并行”传统的深化。明朝中后期，司法实践中已出现”有例则不用律”的现象，但未形成制度规范；清朝则通过定期修例（每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将例的修订纳入制度化轨道，使法律体系既保持稳定性（律文基本不变），又具备灵活性（通过例适应社会变化）。就像老房子翻修，主体结构不动，却能通过更换门窗、调整布局来适应新的居住需求。

二、司法机构：从”三法司”到”督抚体系”的职能延续

2.1中央司法机构的”换牌不换岗”

明朝中央司法权由”三法司”分掌：刑部主审，大理寺复核，都察院监督。这套体系在清朝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只是职能分工略有调整。比如刑部，明朝时”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清朝则进一步强化其核心地位——全国各省题本案件（死刑以下）均由刑部复核，秋审大典由刑部主稿，甚至大理寺的复核意见若与刑部冲突，最终以刑部为准。这种变化看似削弱了大理寺，实则是对明朝”刑部权重”传统的延续——明朝中后期，随着案件数量激增，刑部实际已成为中央司法的核心机构，清朝不过是将这种实践中的惯例制度化。

都察院的”监督”职能在清朝更加具体。明朝都察院御史可以”风闻奏事”，监督范围广泛；清朝则明确其”掌司风纪，察中外百司之职”，在司法领域重点监督审判不公、刑讯过度等问题。笔者在整理清代《刑案汇览》时发现，许多案件的最终改判，都是因为都察院御史的参劾。比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河南某知县因受贿轻判杀人案，就是被河南道监察御史查实后，由刑部重新审理的。这种监督机制，与明朝”都察院纠劾百司”的传统一脉相承。

2.2地方司法体系的”行政司法合一”传统

从州县到督抚，明清地方司法始终保持着”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特色。明朝的知州、知县”掌一州/县之政，凡赋役、诉讼、教化之事皆领之”，清朝的州县官同样”刑名钱谷，一肩担之”。这种制度设计并非偶然，而是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社会的必然选择——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农业社会，由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既能提高效率，又能确保政策执行的统一性。

具体到审级制度，明清均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