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波斯商人与市舶制度.docxVIP

唐代波斯商人与市舶制度

一、引言：丝路波涛中的双轨印记

公元753年的广州港，晨雾未散时便已喧嚣如沸。波斯商船”辛巴达号”正缓缓靠岸，船首雕刻的翼狮纹在阳光下泛着铜绿，甲板上堆叠的乳香、没药、珊瑚与琉璃器，随着海浪轻晃发出细碎声响。岸上，市舶司的小吏们已举着竹牌候在码头，竹牌上用波斯文和汉字写着”抽解三分之一”——这是当时对蕃商货物征收的入口税则。码头上，来自波斯的老商人阿巴斯正用半生不熟的汉语与市舶使属官核对货单，他身后跟着两个穿着唐式圆领袍的儿子，腰间还挂着长安西市买的鱼符。

这幅画面，正是唐代波斯商人与市舶制度交织的缩影。当我们翻开泛黄的《唐会要》《岭表录异》，或是凝视西安何家村窖藏中的波斯银壶、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波斯孔雀蓝釉陶片，都能触摸到那个开放时代的温度。本文将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波斯商人跨越波斯湾、印度洋、南中国海的商贸轨迹；另一条是唐代从”无制”到”立制”，逐步建立起市舶管理体系的制度演进。两者如同并行的双轨，共同托举起盛唐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二、波斯商人：盛唐外贸网络的活跃因子

2.1东行路线：从波斯湾到中国海的千年商路

波斯商人的东行传统可追溯至汉魏时期。《魏略·西戎传》记载，波斯”其地多良马、大驴、师子、白象……又有细布、好毾?、诸香、苏合、油、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这些特产正是丝绸之路的紧俏商品。到了唐代，随着大食帝国的崛起，波斯虽逐渐被阿拉伯帝国兼并，但其商人凭借千年积累的商贸经验，依然是东西方贸易的核心中介。

他们的航线大致分为两段：西段从波斯湾的巴士拉、尸罗夫（Siraf）出发，经印度西海岸的故临（今奎隆）、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东段则沿越南占城、广州、泉州北上，或经长江入扬州、洪州（今南昌），最终抵达长安、洛阳。这条航线被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详细记录：“从巴士拉到尸罗夫，再到故临，顺风需一月；从故临到中国的广州，顺风需四十日。”

2.2活动场域：从港口到都城的立体网络

唐代波斯商人的足迹覆盖了从沿海到内陆的多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沿海港口：广州是绝对的贸易中心，《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8世纪的广州蕃坊（今光塔路一带）聚居着数千波斯商人，他们在此建立祆教寺院（《唐会要》载”波斯寺二所”），开设”波斯邸”（货栈），甚至参与地方公益——如现存广州怀圣寺的光塔，传说即为波斯商人捐建，用于航海导航。

第二层级是运河沿线城市：扬州因”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旧唐书·地理志》），成为波斯商人的中转枢纽。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卑路斯时期），以及唐代小说《太平广记》中”扬州胡商”的30余则故事（如卷16”杜子春”、卷402”李勉”），都印证了这里的繁荣。波斯商人在此经营珠宝、药材，甚至开设”波斯店”，《唐国史补》载”扬州有波斯胡店，胡客自为都市”。

第三层级是两京（长安、洛阳）：长安西市是”胡商云集”之地，《唐两京城坊考》载西市”市内店肆如林，货物山积，胡商坐肆，列珍奇”。波斯商人在此出售宝石、香料，收购丝绸、瓷器。1955年西安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二世银币（共947枚），正是他们贸易活动的实物见证。部分商人因”住唐”（长期居留）成为”土生波斯”，如唐代著名的波斯人李珣家族，其祖先随海舶入蜀，至李珣时已”土生土长”，他所著《海药本草》收录了大量波斯药物知识。

2.3贸易内容：物质与文化的双向流动

波斯商人的贸易绝非简单的货物交换，而是带着鲜明的文化印记：

输入商品以”香药宝货”为主。香药包括乳香（《岭表录异》载”波斯国松木中脂也”）、没药、龙涎香；宝货有珊瑚（《旧唐书·波斯传》载”海中有珊瑚洲”）、琉璃（《唐六典》记”波斯琉璃最为精妙”）、瑟瑟（一种绿松石，《新唐书》载”波斯出瑟瑟”）。这些商品不仅满足贵族消费，更影响了唐代的生活方式——如熏香成为贵族日常，《酉阳杂俎》载”长安贵家女子，每至端午，以杂香浸发”。

输出商品以丝绸、瓷器、茶叶为大宗。波斯是中国丝绸的重要消费地，波斯锦（“波斯锦”）的织造技术甚至反向影响了唐代织锦，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联珠纹锦，正是汉式织机与波斯纹样结合的产物。瓷器方面，越窑青瓷、邢窑白瓷经波斯商人转销至阿拉伯世界，巴士拉遗址出土的唐代白瓷片即为明证。

2.4社会融入：从”蕃客”到”唐人”的身份变迁

唐代对波斯商人的政策相对包容，允许他们”住唐”（《唐律疏议》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许多商人因此定居，出现”土生波斯”群体。他们的融入体现在几个方面：

婚姻：部分波斯商人与唐人通婚，如《太平广记》卷402”李灌”条载波斯商人”娶于广州，有二子”。这些混血后代被称为”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