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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立法保障

引言：当“自由”与“脆弱”交织的新就业形态

清晨七点，住在老城区的李姐套上黄色外卖箱，跨上电动车准备接单；写字楼里，程序员小王打开电脑，登录兼职平台查看昨夜客户的需求反馈；菜市场门口，张师傅支起修鞋摊，工具箱里的胶水还带着昨夜未干的黏性。这些场景，是近年来中国城市里最寻常的生活切片，却共同指向一个庞大的群体——灵活就业人员。据相关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两亿，他们像毛细血管般渗透在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既是“稳就业”的重要支撑，也是“保民生”的关键环节。

但“灵活”二字背后，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脆弱。送单超时被扣款时的焦灼、高温下连续工作却无防暑补贴的无奈、意外受伤后因无法认定劳动关系而自费治疗的苦涩……这些真实发生的困境，暴露出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现实短板。在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通过立法构建更公平、更包容的权益保障体系，既是回应两亿人的民生关切，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灵活就业人员的生存图景与权益困境

要谈立法保障，首先需要理解灵活就业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不同于传统“朝九晚五”的标准劳动关系，灵活就业的形态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既有依托平台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从业者”，也有独立接单的自由撰稿人、插画师等“自由职业者”，还有利用碎片化时间兼职的大学生、退休返聘人员等“兼职群体”。这些形态虽各有特点，但在劳动权益保障上，却普遍面临以下共性困境。

（一）劳动关系认定模糊：权益保障的“第一道门槛”

在传统劳动法框架下，“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享有权益的前提。但灵活就业人员与用工方的关系往往复杂模糊：平台骑手与外卖平台可能签订的是“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自由职业者与客户多为“服务合同”关系，兼职人员的用工方可能是个人或小微企业。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用工模式，导致许多灵活就业者被排除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围之外。

以外卖骑手为例，某骑手曾向媒体讲述：“站点说我们是‘合作商’，不是员工，所以没有底薪、没有社保。每天跑12小时，赚的都是接单提成，但只要超时、差评，平台直接扣钱，连申诉都难。”这种情况下，骑手与平台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法院在类似案件中往往需要综合考量“人身隶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等标准，但实践中平台通过“众包模式”“外包协议”等方式弱化控制关系，导致认定结果常出现争议。劳动关系认定难，就像一堵无形的墙，挡住了灵活就业者通往权益保障的第一步。

（二）社会保障覆盖不足：“无险可依”的后顾之忧

社会保障是劳动者的“安全网”，但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情况却不容乐观。根据某机构调研，超过60%的灵活就业者未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近80%未缴纳失业保险，职业伤害保险的覆盖率更是不足10%。这背后有多重原因：一是制度设计滞后，现行《社会保险法》主要针对标准劳动关系，灵活就业者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居民社保或职工养老、医疗保险，但无法参保工伤、失业等险种；二是经济压力大，以职工养老保险为例，个人需承担20%的缴费比例（企业职工仅需承担8%），对于月收入不稳定的灵活就业者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三是意识待提升，部分从业者认为“现在年轻不需要保险”“缴费不划算”，但真到生病、受伤时，才发现“无险可依”的无奈。

一位跑了三年网约车的师傅曾感慨：“去年冬天路上结冰，我急刹车撞了护栏，手骨折住院花了三万多。保险公司说我是‘营运车辆’，商业险拒赔；去申请工伤，又说我和平台不是劳动关系，认定不了。最后只能自己扛，这钱够我跑三个月单了。”这样的案例，折射出灵活就业者在社会保障上的“真空地带”。

（三）职业伤害风险高：“拿健康换收入”的现实之痛

灵活就业的许多岗位本身具有高风险性：外卖骑手穿梭于车流中，交通事故率远高于普通职业；建筑零工在高空作业时缺乏安全防护；家政服务员在雇主家滑倒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但由于劳动关系认定难、工伤保险覆盖少，这些职业伤害往往只能由劳动者自行承担。

某公益组织曾对1000名外卖骑手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3%的骑手曾在送餐过程中受伤，其中12%因伤无法继续工作超过一周；但在这些受伤者中，仅2%获得了平台或第三方的赔偿，90%以上的医疗费用由个人承担。一位在事故中失去右腿的骑手说：“出事那天雨特别大，为了赶时间闯红灯被撞。现在坐在轮椅上，才明白‘多跑一单’的代价有多大。可就算知道危险，不跑单就没收入，家里还有孩子要上学，能怎么办？”这种“拿健康换收入”的无奈，暴露了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的残酷现实。

（四）权益救济渠道不畅：“维权难”的最后一公里

即便部分灵活就业者意识到权益受损，维权之路也充满坎坷。传统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协商、调解、仲裁、诉讼）需要以劳动关系为前提，而灵活就业者因缺乏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等证据，往往连“立案”都困难。此外，维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