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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尚书制度的权力来源

引言

站在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夯土台基上，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秦岭，很难不联想到两千年前这里曾发生的权力博弈。在未央宫的温室殿与宣室殿之间，一群手持简牍、官职不过六百石的小官——尚书，正悄然改变着帝国的权力结构。他们从最初替皇帝收发文书的”跑腿儿”，逐渐成长为”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的中枢要员，甚至在东汉时期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局面。这一切的核心疑问是：这些看似卑微的近臣，究竟从何获得足以撼动传统官僚体系的权力？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沿着历史的脉络，从制度渊源、职能演变、皇权需求与官僚互动四个维度，揭开秦汉尚书制度权力来源的神秘面纱。

一、制度渊源：从”掌书之官”到”禁中近臣”的基因底色

任何制度的权力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尚书制度的权力根基，深深扎在先秦至秦代的职官传统之中。要理解其权力来源，首先得回到”尚书”二字的原始含义——“掌书”，即掌管文书的官员。

1.1先秦职官体系中的文书官传统

早在周代，王室就设有”内史”一职，《周礼·春官》记载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负责起草王命、保管策命文书，是周天子身边重要的文字侍从。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强化君主集权，普遍设立”主书”“掌书”等官职，如《吕氏春秋·乐成》提到魏文侯时有”左右主书”，《战国策·秦策五》记载吕不韦曾让”守者与文信侯书”，这些”主书”“守者”本质上都是君主身边的文书官。

这种文书官传统有两个关键特征：其一，因接近君主而获得信息优势。他们是最早接触各类奏疏、诏令的人，对信息的筛选、传递具有天然的控制权；其二，因处理文书而熟悉政务流程。从地方郡县的汇报到中央各部门的请示，文书中承载着帝国运转的核心数据，长期接触这些内容，使文书官逐渐具备了参与决策的知识储备。

1.2秦代尚书的”近侍”定位与权力萌芽

秦统一后，正式设立”尚书”官职，隶属少府。少府是九卿之一，主要掌管皇室私财与生活事务，这一隶属关系决定了秦代尚书的”内廷近侍”属性。据《通典·职官三》记载，秦代尚书”有令、丞，掌通章奏”，具体职责包括：接收地方郡国、中央官署呈递的奏疏；将皇帝批示的诏令下发执行；保管重要文书档案。

此时尚书的品秩不过六百石（相当于县令级别），但因其”出入禁中”的特殊地位，已悄悄埋下权力的种子。例如，秦始皇晚年”恶言死”，李斯、蒙毅等外朝重臣难以直接面见皇帝，奏疏需经尚书传递，这就为尚书干预信息筛选提供了可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高（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虽属特殊案例，却侧面反映出尚书（或类似官职）在信息传递环节的关键作用。

1.3汉初”少府属官”身份的双重性

西汉初期，尚书制度基本承袭秦制，但随着皇权的强化，其”近侍”属性被进一步放大。此时尚书仍属少府，秩六百石，设尚书令、尚书仆射及尚书四人（分曹治事）。这种”内廷官”身份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外朝官员（如三公九卿）因”不得奏事禁中”（《汉官仪》），必须通过尚书传递信息，形成对尚书的依赖；另一方面，皇帝将尚书视为”自己人”，更愿意将机密事务交其处理。

《汉书·贾捐之传》记载，汉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捐之数短显”，这里的”中书令”本是尚书的加官（因由宦官担任故称中书），可见尚书（中书）已能通过影响皇帝视听来左右朝局。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制度基因，为后来尚书权力扩张奠定了最基础的合法性。

二、职能扩张：从”文书传递”到”决策中枢”的权力渗透

如果说制度渊源是尚书权力的”先天基因”，那么职能的逐步扩张则是其权力成长的”后天养分”。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尚书的职责从单纯的文书收发，逐渐延伸到参与决策、监督执行，最终成为”总领纲纪”的核心机构。

2.1汉武帝”中朝”改革：尚书参与决策的突破口

西汉中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三公九卿）权力过大，与皇权产生矛盾。汉武帝为削弱相权，刻意提拔身边近臣组成”中朝”（内朝），尚书正是其中的核心成员。据《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尚书虽未明确列入中朝官，但因其”掌奏疏”的职能，实际成为中朝与皇帝沟通的桥梁。

具体来说，汉武帝通过两个关键举措赋予尚书决策参与权：其一，推行”封事”制度。官员的机密奏疏需”皂囊封之”，直接呈送皇帝，由尚书拆封、呈阅，这使得尚书成为皇帝了解真实舆情的主要渠道；其二，设立”领尚书事”官职。让大司马、大将军等重臣”领尚书事”，实质是让尚书成为这些中朝官的执行机构，例如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通过尚书系统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

这种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汉书·王嘉传》载，汉哀帝时”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说明此时尚书已从”传递者”变为”参与者”，其权力从文书处理领域向决策领域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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