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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学校：矫治不良行为的法治课堂

岁的小涛曾因多次拦截同学索要钱财，被送入专门学校。入学第一堂法治课上，当他通过模拟法庭扮演“因敲诈勒索被审判的被告人”，听着“法官”宣读“需承担赔偿责任并接受矫治教育”的判决时，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是‘小事’，而是可能违法的”。三个月后，小涛不仅主动向曾被自己索要钱财的同学道歉，还成为了校园“法治宣传角”的志愿者。这一转变，正是专门学校法治课堂“以教促改、以法正行”的生动缩影。

专门学校作为矫治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专业机构，其法治课堂并非普通学校的“普法宣讲”，而是紧扣学生行为偏差根源，融合“案例剖析、场景模拟、行为矫正”的针对性教育载体。它以法律为标尺，帮助学生厘清“合法与违法的边界”；以实践为路径，引导学生将法治意识转化为行为自觉；以成长为目标，为迷途未成年人搭建“知法、守法、用法”的回归桥梁，成为矫治不良行为不可或缺的核心阵地。

精准定位：专门学校法治课堂的“矫治内核”

与普通学校相比，专门学校学生多存在“规则意识薄弱、法治认知模糊、行为边界缺失”等问题——有的认为“打架是解决矛盾的正常方式”，有的觉得“拿别人东西只要没人发现就没事”，有的甚至不知道“辍学、逃学也与法律相关”。因此，专门学校的法治课堂需跳出“泛泛而谈”的教学模式，围绕“矫治不良行为”这一核心目标，实现三个精准定位：

定位“行为纠偏的标尺”：厘清合法与违法的边界

专门学校法治课堂的首要任务，是针对学生常见的不良行为（如校园霸凌、盗窃、逃学、网络暴力等），结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用“身边案例”解读行为后果，让学生清晰认知“自己的行为是否越界、可能承担哪些责任”。

针对有“校园霸凌”行为的学生，课堂会聚焦“什么是霸凌的法律界定”“霸凌可能构成的违法犯罪”——通过“某学生因长期霸凌同学致其轻伤，被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并送入专门学校”的案例，讲解“故意伤害行为的违法性”；通过“某学生在网上散布同学隐私进行霸凌，侵犯他人隐私权被处罚”的案例，明确“网络霸凌的法律后果”。

针对有“盗窃小财物”行为的学生，课堂会结合《治安管理处罚法》，分析“即使盗窃金额不大，多次盗窃也可能被处罚”；通过“某学生偷拿同学手机，虽已归还，但因属于‘多次盗窃’仍被公安机关批评教育”的案例，纠正“偷小东西不违法”的错误认知。

这种“行为与法律直接挂钩”的教学，让学生不再觉得“法律离自己很远”，而是能清晰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触碰红线”，从根源上减少因“不知法而违法”的情况。

定位“心理疏导的载体”：化解认知偏差与抵触情绪

许多学生的不良行为，源于“对法律的误解”或“对规则的抵触”——有的认为“法律只是用来惩罚人的”，有的觉得“规则是限制自由的枷锁”，甚至对法治教育产生“对抗心理”。专门学校的法治课堂需融入心理疏导元素，通过“解读法律温度、引导自我反思”，帮助学生化解认知偏差，主动接受矫治。

课堂会专门设置“法律与自由”的讨论环节，让学生分享“自己认为被规则限制的事”，再结合法律条文分析“规则与自由的关系”——如“禁止打架不是限制‘解决矛盾的自由’，而是保护‘每个人不被伤害的自由’”“禁止逃学不是限制‘自主安排时间的自由’，而是保障‘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

针对因“曾违法而自卑”的学生，课堂会引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教育挽救原则”等内容，用“某学生在专门学校矫治后，因表现良好被封存犯罪记录，顺利升学就业”的案例，让学生明白“法律不仅有惩戒功能，更有教育挽救的温度”，帮助他们放下“一次犯错终身无望”的心理负担。

某专门学校的法治教师分享：“曾有学生在课堂上直言‘我反正已经是坏孩子了，学法律没用’，但当他了解到‘犯罪记录封存’的政策后，主动提问‘那我好好表现，以后还能上大学吗’——这说明，当学生感受到法律的温度，抵触情绪自然会转化为改变的动力。”

定位“社会适应的桥梁”：衔接未来生活的法治需求

专门学校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学生回归社会，而部分学生回归后再次出现不良行为，源于“不懂社会场景中的法律规则”——有的因“不知职场需遵守规章制度”而被辞退，有的因“不会用合法方式解决矛盾”而再次冲突。因此，专门学校的法治课堂需延伸至“社会生活场景”，提前为学生衔接未来的法治需求。

课堂会开设“职场法治小课堂”，讲解《劳动法》中“劳动合同签订”“劳动权益保护”等内容，通过“模拟求职面试”“模拟职场纠纷处理”，让学生学会“如何签订合法劳动合同”“被拖欠工资时如何维权”；会开展“社区生活与法律”的教学，结合《民法典》中“相邻关系”“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