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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史馆编修体制研究

引言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黄金阶段。从北宋赵匡胤”重文抑武”国策下史馆体系的草创，到元世祖忽必烈”一视同仁”理念中多民族史馆的融合，这三百余年间，史馆编修体制完成了从”中原王朝传统”到”多元文明互鉴”的重要转型。它不仅是记录王朝兴衰的”笔杆子”，更是塑造文化认同的”发动机”。笔者曾在古籍修复中心见过一卷南宋绍兴年间的《神宗实录》稿本，墨色深浅间还能辨出纂修官的批注：“此事须核诸起居注”“此语当避圣讳”，这些细微痕迹让我愈发觉得，探究宋元史馆编修体制，就像拆解一台精密运转的”历史机器”——每个齿轮的咬合、每道工序的衔接，都藏着古人修史的智慧与局限。

一、宋代史馆编修体制的奠基与完善

1.1从分散到整合：北宋史馆机构的演变

北宋初年的史馆体系，带着”草创期”的鲜明特征。太祖朝时，修史职能分散在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加上秘阁合称”馆阁”，但此时的机构设置更像”大杂院”：史馆负责修实录、国史，昭文馆管典籍整理，集贤院兼收图籍，秘阁则是皇家图书馆。这种分散状态到太宗朝开始改变——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太宗将三馆从右掖门的”湫隘卑痹”之地迁至新建的崇文院，“栋宇之制，皆帝亲授”，这不仅是办公环境的改善，更标志着史馆体系向专业化迈进。

真正的制度化变革发生在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的官制改革。此前的馆职多为”贴职”，即官员的荣誉头衔，实际修史常由临时设立的”实录院”“国史院”承担。元丰改制后，以秘书省为核心的常设机构体系确立：秘书省下设著作局，“掌修纂日历”；国史院、实录院成为秘书省下属常设机构，“遇修实录则置实录院，遇修国史则置国史院”，这种”平时有常职，修史有专司”的模式，让史馆从”临时搭班子”变成了”正规军”。

1.2编修队伍的”精英化”：人员构成与选拔

如果说机构是史馆的”骨架”，那么编修人员就是”血肉”。北宋馆职选拔之严，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馆职候选者需先由两府（中书门下、枢密院）或侍从官推荐，然后参加”学士院试”，考试内容包括”策论二首”“诗赋各一篇”，其中策论必须”援古证今，有补治道”。像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这些后来名垂青史的大家，都曾经历过这种”高难度考核”。

具体到修史团队，分工更是细致如”庖丁解牛”：最高长官是”监修国史”，通常由宰相兼任，负责总领全局；“修国史”多为翰林学士，承担核心撰写；“同修国史”协助修撰；“史馆修撰”负责具体章节；“检讨官”则是”史料挖掘专家”，需要从起居注、时政记、诸司关报中梳理原始材料。笔者曾见过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手稿，其中夹着一张”检讨官工作清单”：“正月，核诸殿起居注；二月，校兵部关报；三月，补宗正寺玉牒缺漏”，可见检讨官的日常就是”在故纸堆里找线头”。

1.3流程规范化：从”记注”到”成书”的闭环管理

宋代史馆最值得称道的，是建立了一套从”原始记录”到”正史成书”的完整流程。这个流程的起点是”记注制度”：皇帝的言行由起居郎、起居舍人记录为《起居注》；宰执的政务讨论由枢密院、中书门下记录为《时政记》；六部及地方州府的公文定期汇总为《诸司关报》；皇室谱系由宗正寺记录为《玉牒》。这些原始材料每月汇总到史馆，由著作局编纂成《日历》——这是最基础的”史料长编”，相当于现在的”编年体原始档案”。

有了《日历》，修实录、国史就有了”主心骨”。以修实录为例：首先由监修国史主持开院，任命修撰、检讨官；检讨官根据《日历》《起居注》等材料，按时间顺序整理出”实录草”；修撰官对”草”进行考订，剔除重复、纠正谬误，形成”实录稿”；最后由监修国史审核，呈皇帝”御览”，认可后才正式刊刻。这套流程的严格程度，从南宋洪迈《容斋随笔》的记载可见一斑：“绍兴间修《徽宗实录》，有宫人私记一事，检讨官以无他证未录，后得内廷朱批手诏，方补入。”

二、元代史馆编修体制的转型与创新

2.1“二元并立”：从蒙古旧制到汉制的融合

元朝建立后，史馆编修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整合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修史传统”。蒙古早期没有固定的修史机构，《蒙古秘史》这样的重要文献，也是”口传心授”多年后才整理成书。入主中原后，忽必烈意识到”欲知前代得失，不可不有史”，于是在至元元年（1264年）设立翰林国史院，“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但这并非简单复制宋代体制，而是”二元并立”：一方面保留蒙古”必阇赤”（文书官）系统，负责记录蒙古语的”脱卜赤颜”（秘史）；另一方面以翰林国史院为核心，沿用汉制修撰汉文史书。

这种”二元”特征在人员构成上尤为明显。翰林国史院的长官”承旨”通常由蒙古或色目贵族担任，“学士”多为汉儒或汉化的契丹、女真学者。比如修辽、金、宋三史时，总裁官脱脱是蒙古人，而纂修官中有欧阳玄（汉人）、揭傒斯（汉人）、吕思诚（汉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