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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资本约束与风险承担的权衡机制

引言

站在银行大楼的玻璃幕墙前，望着柜台前排队办业务的市民和信贷部里低头看报表的客户经理，我常想：这家每天吞吐着资金流的金融机构，究竟是如何在”安全”与”进取”之间走钢丝的？对商业银行而言，资本约束像一根看不见的缰绳，既防止它因过度冒险而跌落悬崖，又可能限制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拳脚；风险承担则是驱动其前进的马鞭，没有适度的风险暴露，银行就失去了盈利的根基。二者的权衡，本质上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与服务经济的平衡艺术，更是金融系统韧性的核心密码。

一、资本约束：商业银行的”安全绳”与”紧箍咒”

要理解这种权衡，首先得弄清楚资本约束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资本约束就是监管层要求银行必须持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即资本），以覆盖潜在的风险损失。这就像盖楼时，开发商不能把所有钱都用来买建材，必须留一部分作为”安全基金”——楼盖得越高（风险资产越多），需要的安全基金就越多。

1.1资本约束的内涵与演进

商业银行的资本不同于普通企业的注册资本，它有更精细的分层：核心一级资本（主要是普通股和留存收益，相当于”钢筋混凝土”）、其他一级资本（如优先股，类似”加固梁”）、二级资本（如次级债，可视为”缓冲层”）。监管层通过资本充足率（资本/风险加权资产）、杠杆率（一级资本/表内外总资产）等指标，织就了一张约束网络。

这种约束机制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早期的银行监管更关注流动性，直到某次金融危机中，多家资本薄弱的银行因风险事件瞬间倒闭，才让监管者意识到：资本才是银行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国际层面看，巴塞尔协议的演进就是资本约束不断精细化的过程——巴塞尔Ⅰ用简单的风险权重（比如对企业贷款统一按100%加权）划定底线；巴塞尔Ⅱ引入内部评级法（IRB），让资本要求更贴近银行实际风险；巴塞尔Ⅲ则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的问题，提高了核心一级资本占比（从2%提到4.5%），新增逆周期资本缓冲（0-2.5%），还设置了杠杆率最低要求（3%），防止银行通过表外业务过度加杠杆。

1.2资本约束的双重效应

对银行而言，资本约束既是”安全绳”又是”紧箍咒”。作为安全绳，它确保银行有足够的”底气”应对风险：2020年全球疫情冲击下，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能更从容地为受困企业展期续贷，而资本薄弱的银行往往只能收缩信贷，甚至引发挤兑恐慌。作为紧箍咒，它又限制了银行的扩张冲动：每发放一笔高风险贷款（比如给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权重可能高达150%），就需要消耗更多资本，这会直接影响银行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毕竟，用自己的钱赚的钱，和用借来的钱赚的钱，对股东的回报是不一样的。

记得有次和某城商行风险总监聊天，他感慨：“我们想支持本地制造业升级，可一笔1000万的设备贷款，风险权重100%，按10%的资本充足率算，就得压100万的核心资本。我们全年利润才2个亿，这样的贷款放200笔，利润就全压进去了，股东能答应吗？”这道出了资本约束最现实的矛盾：银行要服务实体经济，就需要承担风险；但承担风险越多，消耗的资本越多，反过来又限制了服务能力。

二、风险承担：商业银行的”生存本能”与”发展引擎”

如果说资本约束是外部施加的限制，那么风险承担就是银行的内生需求。没有风险承担，银行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存贷利差的本质是承担信用风险的补偿，中间业务的扩张也伴随着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可以说，银行天生就是”风险的经营者”，关键是如何在承担风险中实现盈利与安全的平衡。

2.1风险承担的驱动因素

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就像一场多方力量拉扯的”拔河赛”。首先是盈利压力：在净息差收窄的背景下（比如近年来存款成本刚性，贷款利率因LPR改革下行），银行若想保持利润增长，要么扩大规模（放更多贷款），要么提高风险资产占比（比如增加对小微企业、房地产等高收益领域的投放）。其次是市场竞争：大型银行有更低的资金成本和更完善的风控体系，中小银行若想”虎口夺食”，往往不得不涉足大型银行不愿做的高风险业务（比如区域内的中小房企贷款、产业链上下游的应收账款融资）。再者是管理层风险偏好：有的银行高管偏好”稳扎稳打”，倾向于配置国债、同业存单等低风险资产；有的则追求”弯道超车”，可能通过表外理财、同业投资等渠道绕道投放高风险资产。

2.2风险承担的表现形式

从业务层面看，风险承担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信贷资产的风险敞口，比如对”两高一剩”行业（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的贷款占比，或者对信用评级BBB以下企业的贷款比例；二是表外业务的风险隐性化，比如理财资金对接的非标准化债权（非标），虽然不占用表内资本，但一旦底层资产违约，银行可能面临”刚性兑付”的声誉风险；三是交易账户的市场风险，比如通过衍生品交易对冲利率风险时，若操作不当可能引发巨额亏损（历史上某国际大行就曾因”伦敦鲸”事件在衍生品交易中损失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