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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伦理·

数据正义问题与分布式责任数据正义问题与分布式责任

田广兰

［摘要］大数据技术“消失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在带来了更多的自由、福祉和可能性的同时，也招致了

数字可行能力不平等、算法歧视和数据殖民主义等数据正义问题。数据正义问题具有的多元主体性、非意

向性、复杂因果性等特征超出了传统道德责任理论的边界。问题的解决要求理论的创新，弗洛里迪建构的

以接受者为导向的伦理学范式拓展了能动者的概念，指出分布式道德是信息时代道德行为的常见形态，主

张用反向传播的分布式责任作为责任的分配方式。尽管存在人工能动者如何担责、抑制创新、全球性责任

分配何以可能等问题与挑战，但应该承认分布式道德为数据正义问题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释，分布式责任

为数据正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行的伦理治理方案。

［关键词］数据正义；卢恰诺·弗洛里迪；分布式道德；分布式责任

［作者简介］田广兰，苏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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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技术的研发和普遍应用，每一个人类个体都享有了更多的自由、福祉与可能性，同时

也被大数据“追踪”、“凝视”、映射、标注、分类、引导甚至支配。“持续在线”的生活方式将个体转变为

数据世界中被技术和资本精准操作的一个个“节点”，产生了数字可行能力不平等、算法歧视以及数

据殖民主义等与数据应用相关的正义问题。区别于传统的正义问题，数据正义问题具有因果关系的

复杂性、归责的非还原性和多元主体性等特征，超出了以行为者的同一性、意向性以及行动与后果之

间的因果性为必要条件的传统责任伦理的理论边界。因此，数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带来的正义问题

要求伦理学范式的转换。本文尝试应用卢恰诺·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提出的能够处理分布式道

德的信息伦理学理论框架来诠释和解决数据正义的归责问题。

一、信息时代的数据正义问题

正义是每一个人类个体如何被他者正当地对待以及他如何正当地对待他者的伦理准则，也是维

护社会秩序和个体尊严的必要条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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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然而，随着大数据技术在人类生活世界普遍应用，出现了新的数

据正义问题。

1.数字可行能力的不平等

“可行能力”是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和玛莎·C.纳斯鲍姆（MarthaCravenNussbaum）共同

阐发的概念，森提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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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组合”。通过可行能力，一个人才能拥有实质自由，才有能力去选择自己的理性所珍爱的生

*本文系2024年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能力进路的数据正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4XM1008）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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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正义问题与分布式责任

活。纳斯鲍姆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发展出一定的可行能力——人们实际上能够做什么或者能够成

为什么样的人——那么他就难以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她明确提出了最低限度的十项核心能

力，即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完整、感觉、想象和思考、情感、实践理性、依存、其他物种、玩耍和对自身

环境的控制［3］（53-55）。她使用了“能力门槛”（thresholdlevelofeachcapability）的概念，若公民能力低

于这个门槛，便无法实现真正的人的活动，因此社会目标应该以让公民的能力高于这一门槛的方式

来理解。可见，一个人可行能力的不充分或者缺失决定了他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无法过上自由

和有尊严的生活。从这一视角而言，可行能力的平等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维度，每个人都有资格享有

基本的可行能力。

进入智能时代，大数据成为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和“神经系统”。尤瓦尔·赫拉利（YuvalHarari）

甚至指出，“随着全球数据处理系统变得全知全能，‘连接到这个系统’也就成了所有意义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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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当数据变得如此重要，数字可行能力——特定主体（个体、组织、机构甚至国家）运用程序

和算法采集、挖掘数据的能力，数据认知和分析的能力，以及数据决策，应用和生成的能力——的差

异在物理世界中就造成了“数字鸿沟”。大型科技公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