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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边富民的故事

我在大兴安岭当“卧底”

政府派我去边境贫困村当“卧底书记”，要求暗中调查扶贫资金去向。

我伪装成支教老师，却发现村民对钱的事闭口不谈。

深夜跟踪村长，竟发现他带全体村民在原始森林里秘密种植珍稀药材。

“这株苗值三千，县里只发五百。”村长摘下手套，露出满是伤痕的手，

“但我们有我们的种法。”

文件袋很薄，就两张纸。一张是打印的调令，红头文件，措辞严谨，任命林远同志为某边疆地区特派调研员。另一张是手写的便签，龙飞凤舞，是部里那位以雷厉风行著称的老领导亲笔：“小林子，去黑瞎子沟，‘看看’。钱，到底怎么花的。记住，你是‘老师’，只是‘老师’。”

“看看”两个字，墨迹深重，几乎要透纸背。

林。

林远把那张轻飘飘的便签凑到鼻尖，似乎想从那点微末的墨香里，再品出点什么来。最终，他只是默默地将两张纸折好，塞进随身背包最内侧的夹层。那里还躺着一本簇新的教师资格证，专业栏印着“基础生物学”，照片上的他，笑得有点刻意，像个刚出校门、不谙世事的大学生。

几天后，他站在了黑瞎子沟瞎子沟的土地上。

这里的风，跟北京不一样。不是那种裹挟着尾气和城市喧嚣的热风，而是从广袤原始的林海深处吹来的，带着腐殖土、松针和某种不知名野花混合的气息，凉飕飕地直往骨头缝里钻。放眼望去，群山如黛，一层，一层叠着一层，直铺到天际线。山脚下，稀稀拉拉趴着几十栋木刻楞房子，低矮、陈旧，烟囱里冒出的炊烟都是有气无力的，歪歪扭扭，很快就被风吹散。

来接他的是个的是个黝黑的汉子，叫赵老蔫，村里的会计兼民兵队长，开一辆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的破旧皮卡。一路颠簸，车轮卷起的泥点子噼里啪啦砸在车窗上。赵老蔫话不多，偶尔蹦出一两句，也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林远得支棱起耳朵连蒙带猜。

“……穷山恶水，没啥好招待的，林老师您多担待。”

林远扶了扶鼻梁上新配的黑框眼镜，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符合“支教老师”的人设：“赵大哥客气了，我是来学习的。”

赵老蔫从后视镜里瞥了他一眼，那眼神浑浊，却像藏着钩子，轻轻，轻轻巧巧在他脸上刮了一下，没说什么。

村部就是一间大点的大点的木刻楞，旁边立着根旗杆，红旗被风雨洗得发白，没精打采地垂着。所谓的学校，就在村部隔壁，更小，更破。窗户玻璃碎了几块，用透明胶带歪歪斜斜地粘着。里面十几个年龄不一的孩子，衣服算不上褴褛，但都明显旧了，小了，眼神怯生生的，像一群受惊的小兽。

村长王大山等在村部门口。五十多岁年纪，身板看着还算硬朗，但脸上沟壑纵横，写满了与年龄不符的沧桑。他的手很大，骨节粗壮，握住林远的手时，能清晰地感觉到掌心粗糙的老茧，一下下硌着他硌着他。

“欢迎林老师！俺们这儿条件差，委屈你了。”王大山的声音洪亮，带着一种程式化的热情，笑容堆在脸上，却不太往里走。

林远连忙摆手：“不委屈，不委屈，这里空气好，孩子们也淳朴。”

寒暄了几句，林远状似无意地提起了话头：“王村长，我看咱们这路……还有学校这窗户……上面拨下来的款项，是不是……”

他故意说得含糊，含糊，眼睛紧紧盯着王大山。

王大山的笑容瞬间僵了一下，虽然只有零点几秒，快得几乎让人以为是错觉，随即又漾开了，更加热络，也更显得空洞：“哎呀，林老师你刚来不清楚，咱们这儿啊，地处，地处偏僻，花钱的地方多！那点钱，杯水车薪，杯水车薪呐！都用在刀刃上了！你放心，村里再难，也不能苦了孩子，苦了教育！”

他说得滴水不漏，手臂一挥，指向远处云雾缭绕的大山，仿佛那山里埋着金山银山，也埋着所有问题的答案。

接下来几天，林远试图用各种方式，“润物细无声”地打听扶贫资金的具体流向。

他去家访。走进低矮的木刻楞，屋里光线昏暗，弥漫着柴火和腌菜的味道。家长们拘谨地搓着手，对他这个“京城来的老师”恭敬得近乎惶恐。提起收成，提起日子，他们都摇头叹气。“地里刨食，看天吃饭。”“一年到头，也就混个肚儿圆。”“娃的学费，都得指望着那几只鸡下蛋。”可一旦林远把话题引向“上面的拨款”、“村里的项目”，气氛立刻就变了。人们要么眼神躲闪，含糊其辞：“那是村里的大事，咱平头百姓哪清楚……”要么就像统一了口径似的，异口同声：“王村长不容易，为咱村操碎了心。”

他去帮村委会整理材料——这是他主动揽的活，想着总能接触到些账目单据。结果发现，账本倒是有，记得却是流水账，极其简略。收入一笔，支出几项，大多标注着“集体用工”、“公共开支”，没有任何明细附件。他试探着问赵老蔫，能不能看看具体的拨款文件或者项目规划。赵老蔫叼着旱烟袋，眼皮都不抬：“哦，那些啊，都在王村长那儿锁着呢，钥匙他一个人拿着。”

他甚至假装对养殖感兴趣，跑到村子边缘去看那几家贫困户领到的扶贫牛羊。牛羊倒是活蹦乱跳，可数量……跟他隐约了解到的专项资金数额，完全对不上号。差距太大了。

整个黑瞎子沟，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他扔下去的所有关于“钱”的石子，都听不见一丝回响。村民们用一种无声的默契，织成了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