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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管理与经济平衡

引言：当绿水青山遇见人间烟火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老张蹲在自然保护区的边界线上抽着旱烟。他脚下的这片山林，曾经是家里的”钱袋子”——年轻时砍过木头，后来采过野生菌，再后来带着游客进山挖过笋。可自从这片区域被划为自然保护区，巡护员每天背着喇叭喊”禁伐禁采”，他的竹筐就再没装满过。“不是不想护着林子，可娃要上学，老人要吃药，总不能喝风吧？”老张的叹息，道出了无数自然保护区周边居民的心声。

自然保护区是地球的”生态方舟”，承载着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的重任；而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前进引擎”，关系着民生改善与文明延续。当两者在现实土地上相遇，碰撞出的不只是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更是一场关于”生存与发展”“当下与未来”的深刻思考。如何让”保护”不成为”发展”的枷锁，让”发展”不变成”保护”的敌人？这既是自然保护领域的核心命题，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所在。

一、矛盾显现：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现实困境

1.1保护与生存的直接碰撞

在西南某高山峡谷的自然保护区周边，住着30多户世居村民。过去，他们靠采集保护区内的野生药材、砍伐少量杂木维持生计，“山就是银行，树就是存折”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道理。但随着保护区等级提升，核心区全面禁伐禁采，缓冲区限制开发，这些家庭的年收入从过去的3-5万元骤降至不足1万元。村支书老李翻着账本说：“去年冬天，有两户人家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辍了学，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

这种”生存权与保护权”的冲突并非个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70%的自然保护区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周边居民多依赖传统资源型产业。当保护政策突然收紧，而替代生计尚未建立时，部分居民会选择”偷偷干”——夜间进山盗伐、雨天溜进去采药，甚至出现”越保护越破坏”的恶性循环。

1.2发展与保护的目标错位

某县级自然保护区所在的乡镇，曾是远近闻名的”石材之乡”。过去十年间，石材加工企业带来的税收占乡镇财政收入的60%以上，解决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但随着保护区范围调整，12家石材厂被划入实验区，面临搬迁或关停。镇长在座谈会上倒苦水：“关停容易，可新的产业从哪来？招商来了新能源企业，人家嫌配套差；想发展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得投几千万，钱从哪出？”

这种”经济指标与生态指标”的矛盾，本质上是发展模式的转型之痛。地方政府面临GDP考核、就业保障、民生改善等多重压力，而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目标更侧重生态效益，两者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权衡中常出现”拧巴”。

1.3管理与参与的力量失衡

在北方某湿地保护区，巡护员老王每天要走20公里的巡查路线。他指着远处的芦苇荡说：“以前这里的村民会帮忙看着，谁家的鸭子下了蛋、哪片草被啃了，大家都门儿清。现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觉得’林子是国家的，和我没关系’，去年还发生过游客偷猎野鸭没人管的事儿。”

传统管理模式中，自然保护区常被视为”政府的责任田”，周边社区参与度低。一方面，管理机构人力有限（我国多数保护区人均管理面积超1000公顷），难以实现全天候监管；另一方面，居民缺乏参与保护的动力——“保护好了没好处，破坏了要罚款”的认知，导致”政府干、群众看”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矛盾溯源：多维视角下的深层逻辑

2.1利益主体的多元诉求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涉及多方利益主体：政府要平衡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社区居民要保障生存权与发展权，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科研机构关注生态系统完整性，公众则期待生态产品供给。这些主体的诉求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冲突：政府可能为完成保护指标限制开发，却影响居民收入；企业想利用资源发展产业，可能威胁生态安全；居民希望参与保护获得收益，却缺乏渠道。

以某大熊猫保护区为例，当地政府曾引进一家生态旅游公司，计划开发徒步线路。但社区居民认为”门票收入大头被公司拿走，我们只能卖卖山货”，集体抵制导致项目搁浅；而公司觉得”投入几千万建步道、修驿站，没有合理回报难以为继”。最终，三方坐下来谈了半年，才达成”公司占股51%、社区合作社占股49%、利润按比例分红”的协议。这一过程揭示：只有让各利益主体的诉求都被看见、被尊重，才能找到平衡点。

2.2价值认知的代际差异

“我爷爷说，这片林子救过他的命——三年困难时期，靠挖野薯、摘松塔活下来的；我爸说，林子是’摇钱树’，砍木头供我上了大学；到我这儿，林子成了’保护对象’，说是要留给子孙看。”在东南沿海某森林保护区，护林员小陈的话道出了价值认知的代际变迁。老一辈人视自然为”生存资源”，中年一代视自然为”经济资源”，年轻一代则更多将自然视为”生态资本”。

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保护政策的执行难度增大。比如，禁止采集野生兰科植物的规定，在老一辈人看来”祖祖辈辈都采，怎么现在就不行了”；而年轻人可能更理解”过度采集会导致物种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