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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不给合同

在商业合作与日常交易中，合同作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现实中常常出现一方故意拖延或拒绝提供合同的情况，这种行为不仅会引发信任危机，更可能导致后续的法律纠纷。从职场新人入职时遭遇的“口头承诺代替劳动合同”，到企业合作中对方以“流程未走完”为由迟迟不盖章，再到租房时中介用“格式合同稍后发”来搪塞，“对方不给合同”的现象渗透在各类民事关系中，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利益博弈与法律风险。

一、不给合同的常见场景与动机解析

在劳动关系领域，部分企业拒绝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动机具有典型性。一些中小企业为规避社保缴纳义务，会以“试用期后再签合同”为借口拖延时间，待员工工作数月后突然辞退，导致劳动者维权时因缺乏书面证据而陷入被动。更有甚者，通过口头约定工资标准，实际发放时却以“绩效不达标”为由克扣薪酬，而劳动者手中没有合同文本，难以证明当初约定的薪资数额。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但现实中许多劳动者因未留存用工证据，连基本的劳动关系认定都困难重重。

企业间的商业合作中，强势一方常利用合同交付的主动权设置陷阱。某供应商与连锁超市签订供货协议时，对方以“总部统一审批”为由拿走两份合同，迟迟不返还盖章版本。三个月后供应商发现，超市实际执行的价格条款与谈判时完全不同，此时货物已交付过半，供应商若终止合作将面临巨额违约金，继续履行则利润大幅缩水。这种“阴阳合同”的风险，正是源于弱势方未能及时拿到合同文本进行条款核对。类似情况在建筑工程领域同样高发，发包方常以“加快施工进度”为由催促承包方先行进场，待工程启动后再提出修改合同核心条款，此时承包方面临“停工违约”与“履约亏损”的两难选择。

在民事消费场景中，服务提供者拖延交付合同的手段更为隐蔽。健身机构会以“会员系统故障”为由，让消费者先签字付款，承诺次日打印合同，实则利用消费者事后疏于索要的心理，规避退卡退款等义务性条款。某教育培训公司甚至故意将合同中“退费条件”的字体缩小至五号字，且不在交付给学员的合同副本中标注，当学员因课程质量问题要求退费时，才发现合同中早已设置多重限制。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利用了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通过控制合同文本的获取来削弱对方的维权能力。

二、合同缺失引发的维权困境

合同文本的缺失会直接导致举证环节的障碍，这是维权过程中最核心的困境。在上海某法院审理的一起借贷纠纷中，原告手持转账记录主张借贷关系，被告却辩称是赠与款项。由于双方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仅提及“钱过段时间还”，未能明确借款金额和期限，最终法院因证据不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这种“口说无凭”的案例在民间借贷中占比超过三成，尤其在亲友间的借贷中更为常见，许多当事人碍于情面未签订合同，待关系破裂后才发现维权无据。

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变更争议，往往因缺乏书面凭证而难以厘清责任。某软件开发公司与客户约定开发一款电商平台，前期沟通时双方邮件确认了功能模块，但客户始终未返还盖章合同。开发到中期，客户突然要求增加直播功能，且拒绝支付额外费用，声称“合同里包含所有电商必备功能”。由于原始合同未交付，开发公司无法证明直播功能属于新增需求，最终不得不自行承担额外开发成本。这种因合同条款不明确引发的争议，在需要持续履行的服务类合同中尤为突出，双方对“合同范围”的理解极易产生分歧。

当合同涉及第三方权利时，缺失合同文本还可能引发连锁纠纷。某汽车经销商将未办理过户的车辆转卖给消费者，且未提供购车合同，仅开具了收款收据。半年后消费者发现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要求退车时，经销商已注销工商登记。消费者起诉原车主时，因无法提供购车合同证明交易关系，原车主以“车辆已委托经销商处置”为由拒绝担责，导致消费者陷入“经销商跑路、原车主推诿”的维权僵局。此类案件中，合同不仅是交易双方的约定，更是对抗第三方风险的法律屏障。

三、防范与应对策略

在合同签订阶段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是避免陷入“对方不给合同”困境的基础。劳动者入职时应坚持“先签合同后上岗”，对于企业提出的“口头承诺”，可通过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方式留存证据，尤其要明确工作岗位、薪资标准、合同期限等核心条款。企业合作中，建议采用“双方法定代表人同时在场签字盖章+当场交换合同”的模式，若对方坚持带回审批，应要求出具加盖公章的《合同接收回执》，注明“收到合同份数、拟返还日期”，并通过企业邮箱发送催要函件，形成书面催告记录。

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动态证据管理同样关键。即使尚未拿到正式合同文本，也应通过书面形式固定双方的履约行为。某装修公司在客户未返还合同的情况下，坚持每周发送《工程进度确认单》，由客户签字后拍照存档，其中明确记载已完成的施工项目与对应的款项支付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