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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贡赋制度的国家管理

引言

站在西安未央宫遗址的夯土台基上，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秦岭，很难不联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个”书同文、车同轨”的时代。秦汉王朝作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开篇，其国家管理体系的构建堪称后世范本，而贡赋制度正是这架庞大机器的”动力系统”。从关中平原的粟米到江南的布帛，从巴蜀的竹木到边郡的马匹，这些维系帝国运转的物资与财货，如何被精准征收、调配与管理？其中既藏着”文景之治”的民生密码，也埋着”秦失其鹿”的历史教训。本文将沿着秦汉四百年的历史脉络，揭开这张覆盖全国的贡赋网络的真实面貌。

一、秦汉贡赋制度的起源与核心逻辑

要理解秦汉的贡赋管理，首先得明白”贡”与”赋”的区别。简单来说，“贡”更多是地方向中央进献的特产，带有”物勒地出”的地域特色；“赋”则是基于人丁、土地的常规性征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这种区分并非秦汉首创，却在这一时期被制度化、体系化。

1.1从”三代贡法”到秦汉定制

夏商周时期的贡赋更像是部落联盟的”献礼”，比如《禹贡》记载九州”任土作贡”，但缺乏统一标准。到了春秋战国，随着郡县制萌芽，“赋”的地位逐渐超过”贡”。秦国自商鞅变法起，推行”什一之税”的田租、按户征收的”户赋”，又以”傅籍”（户籍登记）为基础建立人丁税体系，这已具备秦汉贡赋的雏形。汉初吸取秦亡教训，将”轻徭薄赋”定为基本国策，在继承秦制的同时大幅调整税率，最终形成”田租、口赋、徭役”三大支柱的贡赋结构。

1.2贡赋制度的国家管理目标

秦汉统治者对贡赋的定位远不止”收钱收粮”。其一，通过贡赋征收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地方必须按规定向中央输送物资，本质是权力的具象化；其二，通过调整税率实现社会资源再分配，比如汉初”十五税一”到”三十税一”的减税，直接目的是恢复战后经济；其三，贡赋体系与户籍、土地制度深度绑定，成为国家掌握人口、资源底数的重要手段。用当时官员的话说：“赋役明，则户口清；户口清，则国本固。”

二、秦汉贡赋的具体构成：从”田租”到”更赋”的全景图

秦汉贡赋的复杂程度远超今人想象，既有”看得见”的粟米布帛，也有”看不见”的劳役折算；既有面向全体编户齐民的常规税，也有针对特殊群体的专项征调。

2.1田租：土地上的国家印记

田租是秦汉最核心的”土地税”，征收对象是所有拥有耕地的编户民。秦代田租税率约为”什一之税”（10%），但实际执行中常因战争、工程加码，《汉书》载”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初吸取教训，高祖时”十五税一”（约6.7%），文帝甚至一度”除田租”，景帝后固定为”三十税一”（约3.3%），这一税率成为西汉”轻税”的标志。

田租的征收以”亩”为单位，但这里的”亩”并非实际耕种面积，而是”授田制”下的名义田亩——国家按户籍授予农民土地（如秦”授田百亩”），无论是否全部开垦，都按百亩计税。这种设计看似不合理，实则是为了确保税收稳定。遇到水旱灾害时，地方官需逐级上报”灾伤分数”（受灾比例），经中央核准后减免相应田租。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中就有”旱田什五（受灾五成）以上，勿收租”的记载。

2.2口赋：人丁身上的国家责任

口赋是针对人口的税赋，分为”算赋”和”口钱”。算赋对象是15-56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120钱（1算），主要用于军费；口钱对象是7-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23钱（武帝时从20钱增至23钱），其中3钱用于补充车骑马匹。

口赋的征收有严格的年龄界限，“傅籍”（15岁登记成丁）和”免老”（56岁免除）都要在户籍上明确标注。为防止漏税，地方官每年八月”案比”（人口普查）时，要逐户核对人口年龄，连幼儿的”头胎”或”次子”都要登记——因为汉初曾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生娃免两年徭役），人口信息直接关系税赋减免。

2.3徭役：劳动时间的国家征用

徭役是”以力代赋”的特殊形式，分为”更卒”“正卒”“戍卒”三种。更卒是每年1个月的地方劳役（修城、治河、运粮等），正卒是2年的兵役（1年地方材官/骑士，1年京师卫士），戍卒是1年的边防守卫（可出钱代役，称”更赋”）。

徭役的管理比田租、口赋更复杂。首先要确定”应役年龄”，秦代17岁”傅籍”，汉初改为20岁（后调至23岁），56岁”免老”；其次要处理”践更”“过更”等代役情况——穷人没钱交更赋，只能自己服役；富人则出钱雇人代役，形成早期的劳动力市场。居延汉简中记载，一名戍卒的代役费约为300钱/月，这相当于普通农民两个月的收入。

2.4贡物：地方特色的国家符号

除了常规税赋，各郡国还要向中央进献”方物”。比如齐地贡”冰纨、绮缟”，蜀地贡”蜀锦、枸酱”，南海郡贡”珍珠、玳瑁”，北边诸郡贡”马匹、兽皮”。这些贡物并非随意挑选，而是由中央”定制”——《后汉书·百官志》载”大司农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