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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期间合同

在2025年全球疫情持续影响的背景下，合同的签订与履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各地防疫政策的动态调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相关法律条款的细化应用，如何在保障公共健康安全的前提下维护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成为企业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防疫期间的合同处理不仅需要遵循法律框架，更需结合疫情防控的实际需求，构建灵活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一、合同履行的动态调整机制

疫情防控期间，合同履行的首要原则是合规优先、协商前置。根据2025年最新防疫政策要求，合同双方均需严格遵守政府发布的疫情防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配合隔离观察等。若因政府采取封锁、限制人员流动、关闭公共场所等强制措施导致合同履行受阻，受影响方应在24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提供由当地防疫指挥部出具的官方文件作为证明材料。例如，某建筑企业因施工人员被集中隔离无法按期交付项目，需立即向甲方提交隔离通知书及项目延期申请，双方应基于实际情况协商新的履行期限。

在履行方式的调整上，数字化手段的应用成为重要突破口。2025年政策明确鼓励通过线上办公、电子签章、视频会议等方式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尤其是在服务类合同中，可将线下服务转为远程交付。例如，教育培训合同可协商改为线上授课，软件开发合同可通过云端协作完成开发与测试。但需注意，涉及人身性质的合同义务（如演出、医疗诊断）不得强制转为线上履行，双方应优先协商延期履行或更换履约主体。

费用调整是合同履行中的敏感环节。当疫情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物流成本增加或人工费用上升时，可依据情势变更原则请求调整合同价款。例如，餐饮企业因食材采购成本同比上涨40%，可与供应商协商重新定价，调价幅度需参考市场平均波动水平，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若协商不成，可申请仲裁机构或法院根据公平原则作出裁决，但主张方需提供成本核算清单、行业调研报告等客观证据。

二、合同解除的法律适用与程序规范

合同解除需严格区分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两种情形。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若疫情或防疫措施直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如旅游合同因目的地封锁无法出行），属于不可抗力，当事人可单方解除合同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但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疫情与履行障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二是该障碍无法通过替代方案克服，三是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例如，某外贸企业因国际航班全面停飞导致货物无法按期出口，可援引不可抗力条款解除合同，并退还已收预付款。

情势变更原则适用于合同仍可履行但继续履行显失公平的场景。2025年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情势变更的认定更为审慎，要求当事人证明“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且“不属于商业风险”。例如，长期供货合同中，若某类原材料因疫情导致价格在6个月内上涨超过80%，超出正常市场波动范围，供货方可请求法院变更价格条款或解除合同。但需注意，单纯的利润减少或经营困难不构成情势变更，需结合行业平均水平、合同履行阶段等因素综合判断。

合同解除的程序必须遵循书面形式、异议期限、损失清算三要素。提出解除方需向对方发送加盖公章的解除通知书，明确解除事由、法律依据及后续处理方案。对方应在收到通知后15日内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未异议视为同意解除；若双方对解除效力存在争议，可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合同解除后，已履行部分应按实际完成情况结算，未履行部分终止履行，但守约方有权要求赔偿因解除导致的直接损失（如已支出的准备费用）。例如，某展会公司因疫情取消展会，需退还参展商报名费，并赔偿其为参展支付的设计制作费，但无需承担预期利润损失。

三、风险防控的全流程策略

事前预防是防疫期间合同管理的关键。在合同签订阶段，应增设“疫情防控特别条款”，明确以下内容：一是不可抗力的具体情形（如政府封锁、感染隔离、物资短缺等），二是履行受阻时的通知时限与证明要求，三是价格调整的触发条件（如成本波动幅度），四是争议解决方式（优先选择线上仲裁）。2025年标准合同范本中已新增“远程履行兼容性”条款，建议企业在技术服务、咨询顾问等合同中明确线上交付的质量标准与验收流程，避免后续产生交付争议。

事中监控需建立动态跟踪机制。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应指定专人负责疫情信息的同步与沟通，每周交换一次履行进展报告。对于长期合同，可设置“履约评估节点”，在疫情等级变化、政策调整或市场波动达到约定阈值时启动协商程序。例如，某租赁合同约定“若当地疫情风险等级连续30天为高风险，承租方有权申请减免20%租金”，该条款需在合同中明确风险等级的判定标准及减免租金的支付方式。

事后救济应注重证据留存与纠纷化解效率。当合同争议发生后，当事人需全面收集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公告、沟通记录、履约凭证、损失清单等。2025年司法实践中，电子证据的效力得到进一步认可，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云文档修改记录等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