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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士人经济观的变迁

引言

宋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结构、社会形态与思想文化剧烈转型的关键阶段。从北宋的相对稳定到南宋的偏安江南，再到元代的多民族融合，社会经济格局经历了从农业主导到商品经济繁荣、从区域封闭到跨洲际贸易联通的深刻变革。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士人，其经济观既承载着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又因现实经济环境的冲击不断调整，形成了从“守经”到“达变”的思想脉络。这种变迁不仅反映了士人阶层对经济现实的认知深化，更折射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从伦理导向向实用导向的重要转型。本文将沿着历史演进的时间线索，结合义利关系、农商定位、财富观念三个核心维度，系统梳理宋元士人经济观的变迁轨迹。

一、北宋：传统经济观的坚守与微调

（一）义利之辨的延续与反思

北宋士人经济观的底色仍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自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来，义利之辨始终是士人评判经济行为的核心标准。北宋初期，面对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士人更强调以“义”正“利”，通过道德约束规范经济秩序。如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直言：“礼义者，国之基也；财利者，国之末也”，将道德伦理视为国家根本，经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这种观念在士大夫的奏议、策论中频繁出现，本质上是对晚唐以来“藩镇逐利”“民生困弊”现象的反思，试图通过强化道德约束重建社会秩序。

但随着北宋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部分士人开始对传统义利观进行温和反思。李觏在《富国策》中提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直接挑战“耻言利”的传统，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生存的基本需求，士人不应避谈经济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将“富国”与“圣贤之道”联系起来，赋予经济活动以道德正当性。这种思想并非否定“义”的价值，而是主张“义”应建立在“利”的基础上——只有百姓富足，礼义教化才能真正推行。这种“以利养义”的观点，为北宋中后期士人经济观的调整埋下了伏笔。

（二）农本商末的理论强化与实践矛盾

北宋士人普遍延续了“农本商末”的传统经济定位。这一观念既源于“民以食为天”的生存逻辑，也与儒家“重本抑末”的治国理念一脉相承。张载在《经学理窟》中强调：“欲民之厚，当以其业本之”，认为农业是“厚民”的根本；吕大钧在《民议》中则提出“劝农桑以足衣食”的政策主张，将农业视为国家稳定的基石。官方也通过“劝农文”“籍田礼”等制度强化农本观念，如宋真宗曾命人绘制《耕织图》颁行天下，鼓励农桑。

然而，北宋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已悄然打破“农本商末”的理论框架。汴京、临安等城市的坊市制度瓦解，草市、夜市繁荣，茶盐酒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逐渐上升。面对这一现实，部分士人开始承认商业的积极作用。如欧阳修在《通进司上书》中提到：“夫商贾者，聚天下之货”，肯定商人在物资流通中的作用；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提出“通商惠工”，主张减少对商业的干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反映出北宋士人经济观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已开始向现实妥协——他们不再简单否定商业，而是试图在“抑末”与“通商”之间寻找平衡。

二、南宋：商品经济冲击下的观念突破

（一）义利关系的重新诠释

南宋偏安江南后，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人口南移加速，土地资源紧张；海外贸易兴盛，市舶司收入成为财政支柱；纸币“交子”“会子”广泛流通，货币经济渗透到社会各层。这种背景下，传统义利观受到更强烈的挑战，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率先提出“义利双行”的新主张。

陈亮在《又甲辰秋书》中与朱熹辩论时指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道德（义）不应脱离具体事功（利）而存在，成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蕴含道德价值。他批评理学家“尽废天下之实”的空谈心性，主张士人应关注“生民之利”。叶适则进一步系统批判传统义利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提出：“‘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他认为，离开具体的“利”与“功”，“谊”与“道”将沦为空洞的教条；真正的“义”应是“以利和义”，即通过满足实际利益来实现道德目标。这种思想将“利”从“义”的对立面拉回统一体，标志着士人经济观从伦理优先向义利并重的重大转变。

（二）农商并重思想的萌芽

南宋商品经济的深度发展，使士人对商业的态度从“有限承认”转向“主动肯定”。首先，士人开始关注商业对民生的实际价值。如陆游在《书喜》中写道：“贾船满道，百货通流”，描述了商业繁荣带来的便利；叶适在《水心别集》中指出：“夫四民（士农工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直接否定“抑末”的合理性，主张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其次，士人对商人的评价发生转变。北宋士人多称商人为“末作之民”，南宋则出现“良贾”“仁商”的称谓，如刘宰在《漫塘文集》中记载的商人张某，“虽游于贾，然好读书，遇士人则敬礼之”，这种“儒商”形象的出现，反映了士人对商人社会角色的重新认可。

更值得注意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