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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货币制度的起源与流通

引言

夏商时期（约公元前2070年—前1046年）是中华文明从原始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货币制度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细化、剩余产品增加和跨区域交换活动的频繁，原本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方式逐渐难以满足需求，具有一般等价物功能的特殊商品开始出现，并逐步向早期货币形态演进。夏商货币制度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社会结构复杂化、文化交流深化的重要标志。本文将从起源背景、早期形态、流通机制及历史意义等维度，系统梳理夏商货币制度的发展脉络，揭示其在中国货币史中的奠基作用。

一、夏商货币制度的起源背景

（一）自然经济基础：从自给自足到剩余产品的出现

夏商时期的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导，兼营手工业与畜牧业。考古发现显示，夏代（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已普遍使用石斧、石铲、骨耜等工具，粟、黍、稻等作物的种植规模扩大，粮食产量较原始社会显著提升；商代（以殷墟文化为代表）更出现了青铜农具的初步应用，加之井田制的推行，农业剩余产品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趋势愈发明显：夏代已有专门的制陶、铸铜作坊，商代则发展出规模更大的青铜器、玉器、骨角器手工业，甚至出现了“百工”这样的专业工匠群体。

剩余产品的积累直接推动了交换行为的常态化。在原始社会末期，交换多为偶然的、小规模的部落间物品互换（如用兽皮换石器）；到了夏商时期，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交换逐渐演变为固定的、跨区域的经济活动——例如中原地区需要沿海的海贝、南方的铜矿，而周边部落则需求中原的谷物、青铜器。这种交换范围与频率的扩大，使得“以物易物”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不同物品的价值难以统一衡量，交换过程往往需要多次中转（如用粮食换麻布，再用麻布换工具），效率低下且纠纷频发。此时，社会迫切需要一种“大家都认可、便于携带与分割”的特殊商品，作为交换的媒介，货币的萌芽由此产生。

（二）社会需求驱动：等级分化与祭祀经济的推动

夏商时期的社会结构已从原始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夏代遗址中，贵族墓葬（如二里头遗址的高等级墓葬）随葬品丰富，包含青铜器、玉器、绿松石龙形器等；平民墓葬则仅有少量陶器或骨器，甚至空墓。商代更形成了“王—贵族—平民—奴隶”的严格等级体系，殷墟大墓（如妇好墓）随葬品达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而普通平民墓随葬品多为1-2件陶器。这种等级差异，使得贵族需要通过某种“价值符号”来彰显身份、维系特权——货币恰好能满足这一需求：它既是财富的象征（拥有更多货币意味着控制更多资源），也是等级的标识（如只有贵族能获取稀缺的海贝）。

此外，夏商时期的祭祀活动高度发达，进一步刺激了货币的产生。夏人“事鬼敬神而远之”，商人则“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祭祀需用大量牺牲（牛、羊）、玉帛（玉器、丝织品）等物品。这些物品的筹备、分配与消耗，需要一套标准化的计量体系：例如，某次祭祀需用“十牛、百羊、五玉”，如何确保不同批次、不同来源的物品价值相当？此时，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中间媒介”（如贝币）便成为祭祀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尺”。可以说，祭祀活动的规范化需求，加速了货币从“普通商品”向“特殊等价物”的转化。

二、夏商货币的早期形态与特征

（一）实物货币的多元实践：从自然物到人工制品

在货币制度形成初期，夏商社会曾尝试过多种实物作为交换媒介，这些“原始货币”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自然物，主要包括牲畜、谷物、海贝等。牲畜（如牛、羊）在早期交换中应用广泛，因其本身是重要的生产资料（牛可耕作）与生活资源（肉、皮），且价值较高（一头牛可换多件陶器）。但牲畜的缺点也很明显：体积大、不易携带，分割后价值骤减（杀牛换物会损失其劳动能力），难以适应高频次、小范围的日常交换。谷物（粟、黍）是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且易于计量（用“升”“斗”等容器衡量），但受限于保存难度（易受潮、虫蛀），长期储存或跨区域运输时价值不稳定，逐渐被其他媒介取代。

第二类是人工制品，主要包括石器、陶器、青铜器等工具。夏代遗址中常见石斧、石铲作为交换媒介，这类工具既是生产必需品，又因制作需要一定技术（需选择特定石材、打磨成型），具有稀缺性；商代早期的陶器（如白陶、原始瓷器）因工艺复杂、产量有限，也曾被用作高价值交换物。但人工制品的局限性在于：其价值与使用功能绑定（石斧的价值主要在于砍柴），一旦损坏或过时（如青铜工具出现后石斧价值下降），作为货币的功能便会弱化。

（二）贝币的主导地位：从“珍玩”到“法定货币”

在众多实物货币中，海贝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夏商时期最主要的货币形态，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夏代——海贝的“珍玩”属性

夏代的海贝主要来自东部沿海（如山东半岛、江浙沿海），通过部落间的贸易或战争流入中原。二里头遗址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