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历时性探讨：从传统到现代的权利救济演进.docxVIP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历时性探讨：从传统到现代的权利救济演进

一、古代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萌芽与雏形

（一）东西方古代婚姻责任制度的分野

在古代，婚姻不仅是男女双方的结合，更承载着社会、家族的期望与责任。而当婚姻走向破裂，如何处理其中的权益关系，东西方有着各自独特的发展路径。

在东方，中国唐代的婚姻制度有着丰富的内涵。《唐律疏议》作为唐代法律的集大成者，虽未明确提出“损害赔偿”这一现代概念，但其中的一些规定和实际做法却体现了对婚姻中无过错方的保护意识。敦煌出土的“放妻书”为我们了解唐代民间的离婚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以S.6537号文书为例，其中记载丈夫需向妻子支付“三年衣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离婚后往往面临生活困境。这种“三年衣粮”的支付，实质是对妻子在婚姻关系破裂后的一种经济救济，是从经济层面保障无过错方的生活，体现了唐代“和离”制度下对公平原则的朴素追求。在唐代，“义绝”是一种强制离婚的情形，当夫妻之间或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虽然重点在于对犯罪行为的惩处和维护社会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受侵害方的权益，避免其继续处于危险或不利的婚姻关系中，这也可看作是古代婚姻责任制度中对无过错方的一种间接保护。

古代西方的罗马法在婚姻制度方面有着独特的规定。罗马法将通奸视为对夫权的侵害，这背后反映的是当时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当妻子出现通奸行为时，会被处流刑，而丈夫则可获得“名誉损失”赔偿。这种规定看似是对婚姻中受害方（丈夫）的赔偿，但从本质上看，它更多是为了维护男性在婚姻中的权威和地位，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在罗马法的婚姻财产制度中，嫁资是一个重要内容。在“有夫权婚姻”中，妻子的财产在婚后归丈夫或丈夫的家长所有，离婚后丈夫通常不会返还嫁妆，这使得女性在离婚后可能面临财产损失。后来虽发展出一些保障女性嫁妆返还的规定，如女方可以在结婚前要求对方签署协议，离婚后通过仲裁或诉讼要求返还嫁妆，但这也反映出女性在婚姻财产权益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争取自身权益。

（二）封建伦理下的有限救济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法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教会法坚持一夫一妻制和婚姻不可解除主义两大原则，认为婚姻是上帝的旨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禁止离婚。然而，现实生活中夫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法避免，为了缓解这些问题，教会法创设出一些特殊的制度，如婚姻无效宣告、未完成婚、别居制度等。别居制度允许夫妻双方暂时或永久地解除同居义务，但婚姻关系仍处存续状态。在别居期间，夫妻仍需遵守一些规定，如不得另行结婚、仍负贞操义务、仍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以及仍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但这种制度并没有真正解决夫妻关系破裂后的根本问题，只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且没有实质的赔偿机制，对于在婚姻中受到伤害的一方，尤其是女性，无法提供有效的经济补偿和权益保障。

在中国明清时期，律例规定了“七出”之条，即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当妻子符合其中一种条件时，丈夫及其家族便可以要求休妻。然而，在封建礼教“从一而终”观念的束缚下，女性的离婚权利受到极大限制。即使离婚，财产归属也大多偏向夫方。在财产分配方面，妻子往往处于劣势，她们对家庭财产的处理权极为有限，私自动用家财甚至会被认为是盗窃行为。而且，离婚后的女性在社会上往往受到歧视，生存面临诸多困难。虽然也有“三不去”原则对“七出”进行一定限制，如妻子无娘家可归、为公婆服过三年丧或结婚时夫家贫贱后来富贵等情况，丈夫不得休妻，但这也只是在封建伦理框架内对女性权益的有限保护，远远无法达到现代意义上的损害赔偿制度所提供的全面保障。

二、近现代国外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三次蜕变

（一）从夫权保护到人格权救济：19世纪的制度奠基

19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迎来了重要的变革。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266条的规定具有开创性意义，它首次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规则，明确指出在因一方配偶单方过错而宣告离婚的情况下，过错方需对另一方配偶因婚姻解除而受到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一规定突破了以往将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单纯认定为侵害夫权的局限，开始从人格权保护的角度审视离婚中的损害赔偿问题，标志着婚姻责任从“夫权侵权”向“人格权保护”的重大转变。

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151条进一步拓展了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该条规定，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配偶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因导致离婚的情形，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与一定金额的赔偿基金作为慰抚。这一规定不仅涵盖了财产权、期待权损害，还将精神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