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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关系中工伤责任的承担问题

一、引言：被忽视的”非标准劳动关系”里的伤痛

楼下张阿姨最近总在小区里唉声叹气。她62岁，退休后在隔壁李老师家做住家保姆，上个月擦窗户时从梯子上摔下来，右手腕骨折。李老师家垫付了3000元医药费后就不再管了，说”你是来打工的，又不是我们单位员工，凭什么要我们一直负责？“张阿姨翻出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只有当时谈工资的语音，连张纸质合同都没有。她想不通：自己每天从早忙到晚，买菜做饭带孩子，怎么受了伤就成了”没人管”的？

这样的场景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随着灵活就业的兴起，外卖骑手、家政服务、装修零工、退休返聘人员等”劳务关系”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与传统”劳动关系”中的上班族不同，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固定考勤，甚至连书面协议都可能缺失。而当意外发生时，“工伤”这个劳动者最熟悉的保障词，在劳务关系里却成了模糊地带——没有工伤保险的兜底，责任该由谁承担？是接受劳务的一方”全赔”？还是受伤者自己”倒霉”？又或者要按过错比例分担？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更折射出社会对”非标准就业”群体的保障温度。

二、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本质分野：理解工伤责任的底层逻辑

要弄清楚劳务关系中的工伤责任，首先得明确”劳务关系”到底是什么。这就像盖房子要先打地基，地基打偏了，房子肯定盖不结实。

2.1法律定义的边界：从”隶属性”看两种关系的核心区别

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人身隶属性”。比如你在某公司上班，每天朝九晚五打卡，接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工资按月发放，公司给你交社保——这种情况下，你和公司之间就是劳动关系。法律之所以对劳动关系有更严格的保护（比如工伤保险、经济补偿金等），是因为劳动者在这种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需要国家强制力来平衡双方的权利义务。

而劳务关系更像是”平等主体间的服务交易”。最典型的例子是家庭雇佣保姆：保姆和雇主之间没有严格的考勤要求（可能允许偶尔调休），工作内容由双方协商（比如只负责做饭不负责打扫），报酬按天或按月结算（但没有社保）。法律上对这种关系的定位是”民事合同关系”，适用《民法典》而非《劳动合同法》。简单来说，劳动关系像”长期稳定的婚姻”，受更多法律约束；劳务关系像”短期合作的项目”，更强调意思自治。

2.2实务中的模糊地带：哪些情形容易被误判？

现实中最容易混淆的是两类人群：一类是退休返聘人员，另一类是平台经济从业者（如外卖骑手）。

王师傅58岁从工厂退休，被原单位返聘做技术顾问。他每天正常上下班，参与公司项目管理，但公司没给他交社保。这种情况看似像劳动关系，实则是劳务关系——因为退休人员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无法再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

再看外卖骑手：很多平台为了降低成本，会让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或者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表面上骑手可以自由接单、自由安排时间，但实际上平台通过”派单系统”“超时扣款”“差评处罚”等规则，对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严格控制。这时候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法院在判决时会重点审查”控制程度”——如果平台对工作时间、地点、方式有实质控制权，即使签了”合作协议”，也可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这些模糊地带的存在，直接影响着工伤责任的认定。因为如果是劳动关系，劳动者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如果是劳务关系，则只能依据《民法典》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三、劳务关系中”工伤”的认定难点：从”工作中受伤”到”责任成立”的跨越

在劳动关系中，“工伤”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比如”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但在劳务关系里，没有”工伤”这个法律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要确定责任，需要完成三个关键步骤：

3.1第一步：确认”受伤与提供劳务有直接因果关系”

李大姐在雇主家擦吊灯时，为了够到更高处，自己搬了个不稳的木凳，结果摔倒受伤。这种情况是否属于”因提供劳务受伤”？法院在审理时会重点审查”受伤时间是否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地点是否与劳务内容相关”“受伤原因是否与劳务活动有直接关联”。如果李大姐是在雇主家打扫卫生时（时间、地点符合），为完成打扫任务（原因关联）而受伤，就符合”提供劳务受害”的基本条件。但如果她是在打扫完后，坐在客厅吃水果时自己滑到受伤，可能就会被认定为”与劳务无关”。

3.2第二步：划分双方过错责任——“谁的错，谁担责”

与劳动关系中的”无过错责任”（不管用人单位有没有过错，都要承担工伤赔偿）不同，劳务关系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也就是说，接受劳务一方（雇主）只有在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如果自己有过错，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举个真实案例：装修工张某在给某店铺贴瓷砖时，雇主明知脚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