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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宋代地方水利建设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地方水利建设的规模、技术与管理水平均达到了历史新高度。这一时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的加速，南方地区的农业开发对水利设施提出了迫切需求；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的重视、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共同推动了水利工程从单一防洪向灌溉、航运、城市供水等多维度延伸。从江南的圩田到两浙的海塘，从川蜀的梯田到福建的围垦，宋代地方水利建设不仅支撑了农业经济的繁荣，更形成了一套包含技术创新、制度保障与社会协作的完整体系，为后世水利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宋代地方水利建设的背景动因

（一）经济重心南移的客观需求

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频繁，人口与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到了宋代，南方已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据史载，北宋中期南方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南宋时更达到80%。然而，南方多为水乡泽国，平原地区易受洪涝侵袭，丘陵地带则因地形起伏难以灌溉，这种“水多则涝、水少则旱”的自然条件，迫使地方必须通过水利建设改造农田。例如，太湖流域的低洼地若不筑堤围垦，便无法抵御季节性洪水；福建沿海的滩涂若不修建海塘，咸潮倒灌将导致土地盐碱化。可以说，经济重心南移带来的农业开发需求，是宋代地方水利建设最根本的驱动力。

（二）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导向

宋代统治者深知“农，天下之本也”，将水利视为“养民之政”的核心。从宋太祖颁布《农田水利令》到宋神宗推行《农田水利法》，中央政府多次以法令形式要求地方官员“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并将水利建设成效与官员考核直接挂钩。例如，宋仁宗时期规定，地方官任内若能新增灌溉面积千亩以上，可优先升迁；反之，因失修导致水旱灾害者则要受罚。地方官员为完成考核、改善民生，也积极推动水利工程。如北宋范仲淹在苏州任上，主持疏浚五河、修筑海堤，不仅解决了当地“小雨即涝”的问题，还新增良田数千顷；南宋魏岘在明州（今宁波）任职时，详细考察当地水系，主持修复东钱湖，使周边七乡农田“无凶年之忧”。

（三）自然环境的挑战与应对

宋代气候变化显著，据气象史研究，这一时期处于“小冰期”前期，降水分布不均，水旱灾害频发。以两浙路为例，北宋167年间共发生水旱灾害58次，平均每2.8年一次；南宋152年间灾害63次，频率更高。面对频发的水患，地方不得不通过水利工程“化害为利”。例如，钱塘江入海口的杭州湾因潮汐强烈，常发生海塘溃决，当地百姓便不断改进海塘结构，从最初的土堤发展为“石囤木柜”结构，即用竹笼装石沉入海底筑基，再用木桩加固，最后堆砌条石成堤，有效抵御了潮灾。此外，四川盆地多山地，为解决“雨则水土流失、晴则干旱缺水”的问题，当地农民创造性地开发出梯田，并配套修建“陂塘—渠道”系统，将山泉水引入梯田，形成了“层层叠叠上远山，蜿蜒逶迤绕云间”的独特水利景观。

二、宋代地方水利建设的多元实践

（一）农田水利：从“治涝”到“增田”的转变

宋代农田水利的核心目标是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在平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圩田”（又称“围田”）的大规模开发。圩田是在低洼地四周筑堤，内建沟渠，外挡洪水，内排积水，兼具防洪与灌溉功能。例如，太湖流域的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堤上设斗门控制水位，旱时开闸引水灌溉，涝时闭闸排水防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中期太湖流域圩田面积已达1500余顷，到南宋时更扩展至3000余顷，成为“苏湖熟，天下足”的重要支撑。

在丘陵山区，梯田与“山田水利”是主要形式。如福建、江西等地，农民沿山坡修筑阶梯状田埂，利用天然溪流或人工开凿的“引水槽”将水逐级引入梯田。为解决水源不稳定问题，当地还普遍修建小型陂塘（小型水库），“每遇雨潦，则以陂塘潴之；遇旱暵，则以陂塘决之”。例如，江西袁州（今宜春）的“仰山水陂”，通过拦截山涧溪流形成陂塘，灌溉周边5000余亩梯田，其设计“上设水闸，下通渠道，旱则开闸放水，涝则闭闸蓄水”，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智慧。

（二）城市水利：供水、排涝与景观的融合

宋代城市繁荣，人口激增，对水利的需求从单纯防御扩展到供水、排涝、航运甚至景观营造。以都城为例，汴京（今开封）作为北宋都城，人口超百万，其水利系统堪称“古代城市水利典范”：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水贯都”，既承担漕运功能，又通过分支渠道向城内供水；城内修建了完善的排水系统，“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卒负责清理沟渠淤泥，避免积水；此外，还利用河道开凿皇家园林（如金明池）和公共湖池（如琼林苑），形成“水绕街衢，绿满庭院”的城市景观。

地方城市同样重视水利。如南宋临安（今杭州），依托西湖构建了“西湖—运河—城内河”三级水系：西湖作为“蓄水库”，通过渠道向城内供应淡水；中河、东河等城内河道承担排水与航运功能；城外则修建海塘抵御咸潮，确保城市用水安全。更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