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论》（1872-1901）：西方汉学转型期的学术坐标与跨文化镜像.docxVIP

《中国评论》（1872-1901）：西方汉学转型期的学术坐标与跨文化镜像

一、期刊溯源：从远东释疑到汉学重镇的形成

（一）创刊背景与办刊宗旨

19世纪，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与贸易往来不断深入，远东地区逐渐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英国人丹尼斯于1872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国评论》（TheChinaRevieworNotesandQueriesontheFarEast）。彼时，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已成为中西交流的重要枢纽，为期刊的创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文化环境。

在发刊词中，《中国评论》明确将研究范围界定为“中国、日本及远东地区的科学、历史、语言、宗教与民俗”。这一广泛的领域设定，旨在构建一个跨学科的远东研究平台，打破当时西方学界对远东地区研究的零散与孤立状态。期刊希望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视角，深入挖掘远东地区的文化内涵，促进西方对这一地区的全面了解。

在长达29年的运营中，《中国评论》共出版25卷150期。其内容丰富多样，以“学术论文+书评+译介”为主要形式。学术论文涵盖了从历史、文化到语言、宗教等多个领域的深入研究；书评则对当时出版的相关著作进行批判性审视，为读者提供学术动态与研究方向；译介部分则致力于将远东地区的经典文献引入西方学界，推动文化的跨语言传播。通过这些形式，《中国评论》不仅成为在华西方侨民学者交流学术成果的重要阵地，也为欧洲汉学界输送了大量一手研究资料，成为连接东西方汉学研究的桥梁。

（二）撰稿群体与学术网络

《中国评论》的撰稿群体极为多元，核心撰稿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及本土学者，他们各自的身份背景为期刊注入了丰富的学术活力。

传教士是早期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使他们深入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嘉约翰（JohnGlasgowKerr）是美国籍传教士，他在广东设立“嘉约翰精神病收容所”，不仅在医学领域有所建树，还对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进行了细致观察。他在《中国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从传教士的视角出发，记录了中国社会的风俗民情、宗教信仰以及民众的精神状态，为西方学界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资料。

外交官凭借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广泛的社交网络，能够获取丰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信息。庄延龄（EdwardHarperParker）作为英国驻华领事，长期在中国任职，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外交关系以及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他在期刊上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政治的论文，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分析、对近代中西外交关系的探讨等，以其专业性和权威性，为西方学界认识中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汉学家是《中国评论》的学术中坚，他们以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专业的研究方法，推动了西方汉学的发展。理雅各（JamesLegge）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牛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被称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儒莲翻译奖的首位获得者。他倾大半生精力，将中国“四书”“五经”等经典翻译成英文，其多卷本《中国经典》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评论》上，理雅各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儒家经典翻译与阐释的文章，详细阐述了他的翻译理念和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对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儒家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土学者的参与则为西方汉学研究带来了中国视角。何启（HoKai）博士是香港的华人，他在《中国评论》上发表文章，从本土的立场出发，对西方汉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回应与补充。他的文章不仅帮助西方学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也促进了中西学术的平等对话。

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撰稿人，形成了一个“在华实践派”与“欧洲学院派”互动的学术网络。“在华实践派”基于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为汉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欧洲学院派”则凭借其深厚的学术传统，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例如，理雅各的儒家经典译介，为西方学者提供了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文本基础；艾德（ErnestJohnEitel）的哲学研究，从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解读，拓展了汉学研究的理论深度；费笠士（GeorgePhillips）的南洋史考察，结合在南洋地区的实地调研与文献研究，丰富了西方对亚洲历史的认知。这种多元身份背景下的汉学视角融合，推动了汉学从传教士时代的零散观察转向系统化研究，为西方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汉学图景：《中国评论》的核心研究维度

（一）语言文字：从工具理性到文化解码

语言文字是《中国评论》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西方学者对汉语语法、方言及文字学的探讨，不仅是为了满足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实际需求，更试图通过语言这一载体，深入解码中国文化的基因。

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中国评论》见证了西方学者对汉语语法体系的不断探索。例如，高本汉的音韵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