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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赡养义务履行监督制度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赡养义务则是家庭伦理与法律规范的核心交汇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口占比持续上升，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明显，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赡养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实中，子女推诿赡养责任、老年人权益受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既有经济供养不足、生活照料缺位的物质层面问题，也有精神慰藉缺失的情感层面矛盾。在此背景下，构建一套科学、系统、可操作的婚姻家庭赡养义务履行监督制度，不仅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更是维护家庭和谐、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支撑。本文将围绕该制度的内涵、现状、问题及完善路径展开深入探讨。

一、婚姻家庭赡养义务履行监督制度的基本内涵与现实意义

（一）核心概念界定

婚姻家庭赡养义务履行监督制度，是指以法律规范为基础，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对成年子女（包括养子女、继子女等法律规定的赡养义务人）履行对父母或其他老年亲属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义务的行为进行指导、督促、评价及必要干预的系统性机制。其核心在于“监督”，既包括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赡养义务行为的纠正，也涵盖对履行过程中矛盾的调解；既强调事后追责，更注重事前预防与事中引导。

赡养义务本身具有法定性与伦理性双重属性。从法律层面看，《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明确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这是强制性的法律责任；从伦理层面看，赡养是“百善孝为先”传统美德的体现，是代际互助的情感纽带。监督制度的存在，正是将法律的刚性约束与道德的柔性引导相结合，确保赡养义务从“应然”走向“实然”。

（二）现实意义分析

首先，这是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关键屏障。老年人因生理机能衰退，往往在经济能力、行动能力上处于弱势地位，部分老年人甚至缺乏独立生活的物质基础。监督制度通过明确赡养义务的具体内容与标准，为老年人提供了主张权益的“依据”，也为外界介入提供了“抓手”，避免其因缺乏维权能力而陷入困境。

其次，这是维护家庭稳定的重要手段。家庭矛盾中，赡养问题常是引发代际冲突的主要诱因。监督制度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沟通、调解机制，能及时发现家庭内部的赡养纠纷，引导双方理性协商，避免矛盾激化升级为家庭破裂或社会事件，有助于修复亲情关系，巩固家庭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功能。

最后，这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赡养义务的履行水平，直接反映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与法治水平。监督制度的完善，不仅能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与法律意识，更能通过制度示范效应，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老人、关爱老人的良好风气，推动传统家庭美德与现代法治精神的融合发展。

二、当前婚姻家庭赡养义务履行监督制度的实践现状与突出问题

（一）现有制度的实践基础

我国已形成以法律为核心、多元主体参与的初步监督框架。法律层面，《民法典》第1067条明确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专设“家庭赡养与扶养”章节，细化了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具体义务，并规定“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利”。政策层面，多地出台《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将“常回家看看”等精神赡养内容纳入规范，并探索建立赡养协议备案、家庭纠纷调解等机制。实践层面，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养老机构等基层组织在日常工作中承担了部分监督职责，通过定期走访、矛盾调解等方式介入赡养问题；司法机关则通过诉讼途径对拒不履行义务的子女进行判决执行。

（二）实践中暴露的突出问题

尽管已有一定基础，但监督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诸多短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法律规定的操作性不足。现有法律对赡养义务的规定多为原则性表述，如“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具体标准不明确，导致实践中难以界定“是否完全履行”。例如，精神慰藉的频率、方式缺乏量化依据，法院在判决时往往仅支持物质赡养诉求，精神层面的权益难以落实。此外，法律对监督主体的权责划分模糊，未明确民政部门、社区、司法机关等在监督中的具体职责，容易出现“都管都不管”的推诿现象。

第二，监督主体的协同性较弱。当前监督主要依赖“事后救济”，以司法诉讼为主，而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前端力量未充分发挥作用。社区虽有走访机制，但受限于人员编制、专业能力，难以对所有家庭进行常态化跟踪；养老机构更多关注入住老人，对居家老人的赡养情况介入有限；社会组织如老年协会、公益律师团队等参与度较低，资源整合不足。各主体间信息不共享，导致赡养问题发现不及时、处理效率低。例如，某社区曾出现老人因子女长期不支付赡养费而独居挨饿的情况，直至邻居报警才被发现，而此前社区走访时因老人“爱面子”未如实反映，未能提前干预。

第三，监督手段的刚性与柔性失衡。一方面，对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现有惩罚措施以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