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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文体与学术取向

引言

唐代是中国科举制度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自隋代开创科举取士之制，至唐代形成“常科”与“制科”并行、“明经”与“进士”并重的多元考试体系，其影响不仅在于选拔了大批寒门士人，更在于通过具体的考试文体规范，深刻塑造了一代学人的学术追求与价值取向。从帖经墨义的经学记忆，到策论的经世抒怀，再到诗赋的文学雕琢，唐代科举的每一种文体都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时人对“何为人才”“如何治学”的深层思考。本文将从科举文体的类型演变入手，剖析其背后的学术导向，并探讨二者如何共同构建起唐代特有的文化生态。

一、唐代科举文体的类型与演变

唐代科举的考试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需求与文化发展不断调整。从初唐到中晚唐，考试文体经历了从“重经术”到“重文学”再到“重实务”的阶段性变化，每种文体都承载着特定的考察目标，共同构成了多元的评价体系。

（一）帖经与墨义：经学基础的考察形式

帖经与墨义是唐代明经科的核心考试内容，二者共同服务于“通经”这一根本目标。所谓“帖经”，据《通典·选举三》记载，是“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即遮盖经典正文的某一部分，要求考生补出被遮盖的文字。这种形式类似于今日的“填空”，主要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精准记忆能力。例如，若考生习《诗经》，考官可能选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句，遮盖“关关”二字，要求考生答出“关关”。帖经的难度因“帖数”而异，通常需帖十处，答对六处以上为合格。

墨义则是帖经的延伸，进一步考察考生对经典文句的理解与阐释。其形式分为“口义”与“墨义”，前者为口头问答，后者为书面作答。例如，考官可能提问：“《论语·学而》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句，何以为‘本’？”考生需结合经注（如何晏《论语集解》）或自身理解展开回答。墨义的出现，意味着唐代科举对经学的考察已从单纯的“记诵”向“理解”深化，但受限于考试效率，后期逐渐演变为对注疏文字的机械复述，甚至出现“帖经者，以诵本为工，不以义理为意”的弊端。

（二）策论：经世能力的表达载体

策论是唐代各科考试中最具灵活性的文体，上至制科特选，下至进士常科，均以策论为重要考核内容。策论的核心是“问以时事之宜与治道之要”，即要求考生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根据内容侧重，策论可分为“经策”与“时务策”：经策聚焦儒家经典中的治国理念，如“如何以《周礼》之制整顿礼仪”；时务策则直面社会矛盾，如“安史之乱后如何恢复民生”。

策论的文体要求也随时代变迁而调整。初唐时期，策论多遵循“引经据典、排比铺陈”的风格，如王绩《策问》中论及“重农”时，常引《孟子·梁惠王》“五亩之宅”之语；中唐以后，随着藩镇割据、财政危机等问题加剧，策论逐渐转向“逻辑严密、对策具体”，如陆贽在应试策中提出“均节赋税、裁抑藩镇”的具体措施，语言更趋直白务实。策论的这种演变，既反映了唐代社会对“经世致用”人才的迫切需求，也推动着士人学术视野从“书本”向“现实”拓展。

（三）诗赋：文学审美的制度性规范

诗赋成为科举常科（尤其是进士科）的核心文体，是唐代科举最具特色的变化。自高宗朝起，进士科逐渐增加诗赋考试；至开元、天宝年间，“以诗赋取士”成为定制。省试诗多为五言排律，要求“声律和谐、对仗工整、题意明确”，命题则紧扣政治、文化主题，如《终南山望余雪》《春望晴川》等，既考察文学技巧，又隐含对士人审美趣味与价值观念的引导。

诗赋取士的制度设计，与唐代文学繁荣互为因果。一方面，科举要求促使士人自幼研习诗律，遍览前代诗文，推动了诗歌创作的普及；另一方面，官方对诗赋的推崇（如玄宗曾亲自评阅省试诗），赋予文学创作以“合法性”，甚至成为士人身份的象征。例如，白居易在《赋得古原草送别》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名句，正是其应试诗中的精彩片段，既展现了文学才华，又暗含对生命力的礼赞，符合唐代“文以载道”的审美取向。

二、唐代科举学术取向的多元特征

科举文体的背后，是唐代社会对“理想士人”的期待。从经学根基到文学素养，从道德品格到实践能力，唐代科举的学术取向呈现出“尊经崇儒为根本、文质兼重为特色、经世致用为目标”的多元特征。

（一）尊经崇儒：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化

唐代科举始终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这一取向与唐代统治者“崇儒尊经”的治国策略密不可分。自高祖李渊下诏“兴化崇儒”，太宗李世民命孔颖达修撰《五经正义》，儒家经典的解释权被官方统一，科举考试更以《正义》为标准答案。无论是明经科的帖经墨义，还是进士科的策论诗赋，都要求考生以儒家思想为立论基础。例如，策论中论及“德治与法治”时，考生需引《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据；诗赋中描绘“盛世”景象，需体现《礼记·礼运》“大同”理想。这种制度设计，不仅确保了士人思想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更将儒家伦理内化为士人的学术信仰，形成“非经不道”的治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