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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提升基层治理实效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新时代基层治理实效的提升，需立足社会结构深刻变迁、利益诉求多元分化、技术手段迭代升级的现实背景，以系统思维破解治理主体协同不足、资源配置效能不高、制度供给与需求错位、治理方式适应性滞后等突出问题，构建“多元共治、精准赋能、机制适配、文化浸润”的治理新格局。

一、强化多元主体协同，破解“单一主导”困局

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本质是多元主体的协作过程。传统治理模式中，政府“包打天下”的路径依赖导致居委会行政化倾向明显、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居民参与渠道有限，治理效能难以突破“政府干、群众看”的困境。提升治理实效，需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协同机制。

一方面，要深化基层党组织对多元主体的引领功能。通过建立“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体系，将业委会、物业企业、社会组织中的党员纳入网格管理，推动党组织负责人与业委会主任“交叉任职”，在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等具体事务中设立“党员责任区”，形成“组织覆盖—需求对接—行动协同”的闭环。例如，某城市社区通过“红色议事厅”机制，每月固定组织社区工作者、物业代表、居民骨干、商户代表共同协商停车管理、公共空间改造等问题，2022年以来累计解决民生问题47件，居民参与率从15%提升至42%，矛盾化解效率提高60%。

另一方面，要培育社会组织和居民的自主治理能力。政府需从“直接提供服务”转向“购买服务+能力建设”，通过设立社区公益创投基金、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重点培育养老服务、儿童关爱、矛盾调解等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针对居民参与“碎片化”问题，可建立“需求清单—项目清单—资源清单”三单对接机制，引导居民以“微项目”形式参与治理。如某地推行“社区合伙人”制度，鼓励居民、企业、社会组织认领“楼道美化”“老年手机课堂”等微项目，由社区提供场地、资金支持，项目完成后通过居民投票评选“年度最佳项目”，激发参与动力。数据显示，该制度实施两年后，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增长3倍，居民自主发起的服务项目占比从8%提升至35%。

二、推进技术与治理深度融合，提升精准服务能力

数字技术的普及为基层治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提供了可能，但实践中存在“重平台建设、轻实际应用”“数据烟囱”“数字鸿沟”等问题。提升治理实效，需以“实用、管用、好用”为导向，构建“技术赋能—需求响应—人文关怀”的智慧治理体系。

首先，打造一体化数字治理平台。整合公安、民政、社保、住建等部门的基层数据资源，建立“社区大脑”中枢系统，将人口信息、房屋状况、设施分布、服务需求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形成动态更新的“治理一张图”。例如，某街道开发的“智慧社区”平台，通过接入摄像头、传感器等终端设备，实时监测消防通道堵塞、电梯故障等问题，自动推送至网格员手机端，处置时效从24小时缩短至2小时。平台同时设置“居民诉求”模块，居民通过小程序提交维修、咨询等需求，系统自动派单并跟踪进度，2023年上半年累计处理诉求1.2万件，响应率达98%。

其次，注重技术应用的人性化设计。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在推广智能设备的同时保留线下服务渠道，如设立“代帮办”窗口，由社区工作者协助使用手机挂号、缴纳费用等；开发简化版APP，降低操作难度。对于数据安全问题，需建立严格的信息使用权限制度，明确社区仅能调取与服务相关的必要信息，定期开展数据安全培训，防止居民隐私泄露。

最后，推动技术手段与传统治理优势结合。网格化管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经验，可将数字技术嵌入网格服务，为每个网格配备“智能工作包”（含移动终端、定位设备、便携打印机等），实现信息采集、政策宣传、问题上报“一站式”处理。同时，保留“敲门行动”“茶话会”等传统沟通方式，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既提高效率，又增强情感连接。

三、优化制度供给，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

制度适配性不足是制约治理实效的关键因素。基层面临“责任无限、权力有限”“考核过多、激励不足”等问题，需从权责划分、资源下沉、考核评价三方面优化制度设计。

在权责划分上，制定县（区）—街道—社区三级权责清单，明确社区承担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事项，取消不必要的“责任状”和“考核指标”。例如，某省出台《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清单》，将社区承担的事项从127项精简至38项，其中行政事务类仅保留12项，其余为服务类事项，明确街道不得随意将自身职责转嫁给社区。同时，赋予社区对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考核建议权”“事项否决权”，如社区可对驻区民警、城管队员的服务质量进行评分，结果与绩效考核挂钩，推动“条”“块”协同。

在资源下沉上，建立“人财物随事转”机制，将公共服务资金、专业人才、设施设备向社区倾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