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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用工的社会保障覆盖问题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就业形态的深刻变革，非正规用工逐渐从传统经济的“补充角色”转变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外卖骑手穿梭于街头巷尾、网约车司机昼夜奔波、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展示才艺……这些依托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兴起的新就业形态，构成了非正规用工的典型场景。所谓非正规用工，通常指未与用人单位建立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或工作时间、收入标准、管理方式等不符合传统劳动保障框架的就业形式。据相关统计，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规模已超2亿人，覆盖制造业、服务业、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然而，与这一群体庞大的规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社会保障覆盖水平长期处于“低洼地带”：部分从业者未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缺失导致职业伤害风险高企，失业保险更是普遍缺位。这种“就业有活力、保障无底气”的矛盾，不仅关乎个体的生存质量，更影响着社会公平正义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本文将围绕非正规用工的社会保障覆盖问题，从现状、困境、成因及对策等维度展开系统分析。

一、非正规用工的概念界定与发展现状

（一）非正规用工的内涵与形式

非正规用工的概念最早由国际劳工组织提出，原指“未被纳入法律监管体系、缺乏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的就业形式”。在我国，这一概念的外延随经济发展不断扩展，既包括传统的个体工商户、零工、家庭帮工等，也涵盖平台经济下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兼职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劳动关系的灵活性，多数从业者与用工主体未签订传统劳动合同，或存在“多对多”的松散合作关系；二是工作模式的非标准性，工作时间、地点、报酬结算方式突破了“朝九晚五”“按月发薪”的传统框架；三是权益保障的脆弱性，因未被传统社保体系覆盖，从业者面临养老、医疗、工伤等多重风险。

（二）非正规用工的发展态势与群体特征

当前，非正规用工的发展呈现出“规模扩张、领域延伸、结构多元”的特点。从规模看，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渗透，非正规就业群体数量持续攀升，仅外卖行业从业者就超千万人，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也在不断壮大。从领域看，已从早期的餐饮、零售等传统服务业，延伸至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知识技能服务等新兴领域，甚至部分制造业企业也开始采用“核心员工+灵活用工”的模式降低成本。从群体特征看，非正规就业者以青年群体为主（20-40岁占比超60%），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既有学历较低的进城务工人员，也有具备专业技能的“斜杠青年”；收入水平差异显著，部分高技能自由职业者月收入可达万元以上，而多数基础岗位从业者收入仅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二、非正规用工社会保障覆盖的现实困境

（一）制度覆盖存在结构性缺口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以传统劳动关系为基础构建，其核心逻辑是“用人单位+劳动者”的二元责任分担机制。但非正规用工的劳动关系模糊性，导致这一机制难以直接适用。例如，平台骑手与平台企业之间多被界定为“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平台企业因此无需承担社保缴费义务；个体工商户虽可自愿参保，但需全额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用，负担远高于企业职工。数据显示，非正规就业者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不足50%，工伤保险参保率更是低于10%，大量从业者处于“裸保”状态。

（二）参保意愿与能力存在显著差异

部分非正规就业者虽有参保意愿，但受限于收入不稳定和缴费压力，实际参保率偏低。以养老保险为例，灵活就业人员需按社平工资的20%缴费（其中12%进入统筹账户，8%进入个人账户），而多数非正规就业者月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扣除必要生活开支后，每月可用于社保缴费的资金有限。此外，部分从业者对社保的长期价值认知不足，更倾向于将收入用于即时消费；还有部分年轻从业者认为“养老是遥远的事”，优先选择不参保以增加当前可支配收入。

（三）权益保障面临实践难题

即使部分非正规就业者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其保障水平也远低于城镇职工社保。例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仅为每月百余元，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普遍低于职工医保20-30个百分点，且不包含门诊慢性病等特殊保障。更突出的是工伤保险缺失问题：非正规就业者多从事高强度、高风险工作（如外卖骑手日均接单超30单，交通事故率是普通人群的2-3倍），但因未被纳入工伤保险体系，一旦发生职业伤害，只能通过人身意外险或民事诉讼索赔，而商业保险赔付额度有限，诉讼维权又面临举证困难、周期长等问题，实际获赔比例不足30%。

三、非正规用工社会保障覆盖困境的深层成因

（一）制度设计滞后于就业形态变革

我国《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体系主要针对传统劳动关系制定，对非正规用工的调整存在明显空白。例如，法律未明确平台企业与骑手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导致企业规避社保责任有了“合法依据”；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