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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调解协议履行保障机制

引言

医疗纠纷是医患矛盾的集中体现，直接关系到患者权益保障与医疗行业健康发展。近年来，随着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推进，调解以其高效、灵活、成本低的特点，逐渐成为医疗纠纷化解的重要途径。然而，调解协议“履行难”问题却长期存在——部分医疗机构拖延赔付、患者不配合后续治疗、双方对协议条款理解分歧等现象，不仅削弱了调解制度的公信力，更可能激化矛盾，导致纠纷“二次升级”。构建科学、系统的调解协议履行保障机制，既是巩固调解成果、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关键，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本文将围绕现状挑战、核心维度与实践路径展开探讨，为破解调解协议“履行难”提供思路。

一、医疗纠纷调解协议履行的现状与挑战

（一）调解协议的法律属性与现实价值

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本质上是医患双方在第三方（如人民调解委员会、行政调解机构）主持下，就争议事项达成的民事合同。根据《人民调解法》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较于诉讼判决，调解协议更注重双方合意，内容往往涵盖经济赔偿、后续治疗配合、责任认定说明等多元条款，既降低了程序成本，又为医患关系“修复”保留了空间。实践中，多数调解协议能得到自觉履行，有效避免了矛盾激化。但不可忽视的是，仍有部分协议因缺乏强制力保障或执行路径不清晰，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二）履行现状：从数据看问题

据相关调研显示，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整体履行率约为70%-80%，虽高于部分民事领域调解协议的履行水平，但未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案例仍占两成左右。未履行的情形主要包括：医疗机构以“赔偿金额过高”“需内部审批”为由拖延支付；患者以“后续治疗效果未达预期”为由拒绝配合协议中的义务（如不再纠缠医疗机构）；双方对协议中“模糊条款”（如“适当补偿”“合理期限”）产生理解分歧，导致执行受阻。这些问题不仅让当事人对调解失去信心，更可能迫使未获履行的一方转向诉讼，增加司法资源负担。

（三）现存问题的深层根源

调解协议履行难的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其一，法律效力层级不足。尽管《人民调解法》确认了调解协议的合同属性，但合同的“私权约束”与“公权强制”存在差异——若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向法院起诉，但诉讼周期长、成本高，反而抵消了调解的效率优势；部分行政调解协议（如卫生行政部门主持的调解）的法律地位未明确，履行缺乏直接依据。

其二，执行衔接机制不畅。调解协议与司法执行的衔接主要依赖“司法确认”程序，但实践中当事人对该程序的知晓率低（调研显示仅约30%的当事人了解司法确认），且需双方共同申请，若一方拒绝申请，协议仍无法获得强制执行力。

其三，监督与惩戒机制缺位。目前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行为，缺乏明确的行政监管或行业惩戒措施。例如，医疗机构拒绝履行协议，卫生行政部门仅能“督促”而无处罚权；患者恶意违约，也难以被纳入信用惩戒范围。

其四，当事人诚信意识薄弱。部分当事人将调解视为“试探底线”的手段，达成协议后以各种理由反悔；部分医疗机构存在“大闹大赔、小闹小赔”的错误认知，对小额纠纷调解协议的履行意愿较低。

二、医疗纠纷调解协议履行保障机制的核心构建维度

（一）法律保障：明确效力层级与强制路径

法律是保障协议履行的“底线武器”。首先，需进一步明确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法律属性。建议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或相关司法解释中，将医疗纠纷调解协议（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各类调解）统一界定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特殊合同”，明确其可直接作为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无需再通过诉讼确认效力。其次，优化司法确认程序。简化申请流程（如允许单方申请司法确认，由法院审查协议合法性后赋予强制力），降低当事人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扩大司法确认的适用范围，将“后续治疗配合”“赔礼道歉”等非金钱义务纳入可确认范围，避免因条款类型限制导致执行障碍。

（二）制度衔接：构建“调解-确认-执行”闭环

调解协议的履行需依赖多环节的制度协同。一方面，强化调解与司法的衔接。调解机构在达成协议时，应主动向当事人释明司法确认的意义，引导双方当场申请司法确认（如设置“司法确认窗口”入驻调解机构）；对于涉及大额赔偿、复杂义务的协议，调解机构可协助当事人准备司法确认材料，提高确认效率。另一方面，推动调解与行政监管的衔接。卫生行政部门可将医疗机构履行调解协议的情况纳入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体系，与等级评审、评优评先挂钩；对于多次拒绝履行协议的医疗机构，可依法采取约谈、通报批评等措施，形成行政压力。

（三）监督体系：多元主体协同发力

监督是保障履行的“动态抓手”。其一，行政监督。卫生行政部门应建立调解协议履行台账，定期对协议履行情况进行抽查；对未履行的协议，及时介入调查，核实是否存在恶意违约行为。其二，行业监督。医疗行业协会可制定《